共軍2上將又「隱身」！軍隊人大常委銳減至4人 習近平整肅風暴延燒政治局

【觀view 中南海秘聞】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於4月27日至30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然而，真正震動海內外觀察界的，並非會議本身的議程，而是「應到未到」的名單——前南部戰區司令員袁譽柏上將、前南部戰區政委王建武上將雙雙缺席首次全體會議。這兩位曾共同鎮守南海前沿、肩負對台與南海作戰重任的高階將領之「隱身」，加上其他多名軍隊代表的失蹤，使原本應由14人組成的軍隊人大常委席次，如今僅剩4人在位，銳減比例高達七成以上。這一連串異象，已不僅是個別人事更迭，而是習近平軍中整肅進入「制度性清掃」階段的最新註腳，並與政治局級別動盪、外部地緣能源格局突變交織，構成觀察當前中共權力結構最關鍵的窗口。

會議異象：11人缺席背後的「軍隊清零」訊號

根據人民日報與央視新聞聯播畫面，4月27日下午舉行的全體會議共有151名常委會組成人員出席。對照2026年2月26日第21次會議時的155人出席紀錄，本次會議缺席人數達11人。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原應有委員、副委員長、秘書長共175人，過去兩年已有10人遭撤銷資格、3人辭職，目前在任應為162人，11人缺席的比例已屬異常。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透過央視畫面比對發現，袁譽柏與王建武兩人在2月底還曾出席人大常委會，但自3月初的全國「兩會」起便突然從公開場合消失，至今已近兩個月。

X平台知名觀察帳號「中國人事觀察」更早在3月5日即指出，兩人連續缺席中共軍隊代表團成立大會（3月3日）與軍隊代表團全體會議（3月7日），如今再缺席人大常委會公開活動，「大概率已經出事」，只是官方尚未對外公布。從「制度性不安」的角度分析，這種持續的高強度清洗反映出最高領導層對軍事指揮系統忠誠度的極度不信任。頻繁的將領「隱身」雖然短期內消弭了潛在的派系威脅，卻在結構上造成了指揮鏈條的斷裂與將領群體的政治恐懼。

南部戰區雙巨頭「隱身」袁譽柏與王建武消失細節

袁譽柏與王建武的軍旅履歷，使他們的「消失」格外耐人尋味，也具有典型的「蘇聯式清洗」特徵——其目的在於對特定權力區塊進行徹底的「斬首」與「去基盤化」。

1956年出生的袁譽柏為潛艇兵出身，歷任潛艇基地司令員、北海艦隊參謀長、副司令員、司令員兼北部戰區海軍司令員，2017年1月升任南部戰區司令員。值得注意的是，他是解放軍五大戰區成立以來，首位由海軍將領出任戰區司令員的指揮官，打破了戰區主官清一色由陸軍把持的格局，其任命被外界解讀為習近平在南海與台海方向「重海權、重聯合作戰」的指標性安排。袁譽柏於2021年6月到齡退役後，轉任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建武則歷任原濟南軍區聯勤部政委、西藏軍區政委（2016年升任，跻身副大軍區級），並於2018年12月接任南部戰區政委，與袁譽柏搭檔逾兩年半，2023年12月卸任。

兩人在派系背景上存在微妙差異——袁譽柏被認為與前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建立的海軍體系關係密切；王建武則因長期在西藏與聯勤體系任職，被觀察者歸入廣義的張又俠陸軍體系影響圈。一位代表海軍派系，一位代表陸軍政工體系，「司令與政委同時消失」的現象，顯示清洗已跨越兵種限制，直擊戰區政工體系。南部戰區作為應對南海局勢與台海西南方向的前線指揮部，其行政與政工雙首長同時落馬，暗示該戰區的權力網絡已被全面拆解，這是不留餘地的政治清理。

軍隊人大常委會「體制性毀滅」

軍隊高層的動盪可透過全國人大系統的代表留存率得到實證——這項數據已從「個別調整」升級為「體制性毀滅」。

在原本175名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中，有14名席位由軍隊將領出任。然而短短兩年多，這個由共軍最高層構成的政治代表群體已被連根拔起。前空軍司令員丁來杭、前火箭軍司令員周亞寧、前海軍司令員沈金龍、前海軍政委秦生祥、前空軍政委于忠福等5人先後遭正式罷免；前武警部隊政委安兆慶、前東部戰區政委何平、前戰略支援部隊政委鄭衛平等3人則早已從人大常委會公開活動中銷聲匿跡；如今袁譽柏、王建武再度缺席。也就是說，14名軍隊人大常委中已有10人「出事」或實質失蹤，目前仍能正常出席的僅剩退役上將范驍駿，以及駱源、方向、吳杰明三名退役中將共4人，清洗率高達71%。

放大到整體共軍體系，整肅規模更是觸目驚心。據統計，過去三年累計已有多達36名解放軍高層遭免去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其中包含16名上將、14名中將與6名少將。今年4月1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的2026年第二號公報，更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披露多名高級將領「消失」的原因——包括陸軍原司令員李橋銘上將、海軍原司令員沈金龍上將、信息支援部隊原政委李偉上將等人，均涉「嚴重違紀違法」。而在更早之前，被視為習近平軍中「最後一位實戰派盟友」的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前陸軍司令劉振立同樣遭到調查，導致中央軍委七人班子如今僅剩習近平本人與負責反腐的副主席張升民兩位成員仍正常履職，創下中共建政以來中央軍委「空殼化」的歷史紀錄。

對於將領而言，超過七成的清洗率已導致群體性的「心理麻木」與寒蟬效應。這種「監督功能的毀滅」使軍事指揮系統進入一種政治癱瘓狀態，將領們的首要目標已從國防專業轉化為極端的政治求生。

政治忠誠優於貪腐指控

對於這一波延燒不止的軍中清洗，海內外觀察家提出多種解讀。國防安全研究院在最新評析中指出，1月26日《解放軍報》社論在批評張又俠與劉振立時，使用「嚴重辜負黨中央信任」、「嚴重踐踏軍委主席負責制」、「嚴重助長影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等措辭，重點集中於政治忠誠與組織紀律，而非貪腐指控，暗示問題核心在於高層政治互信破裂、政策立場分歧或軍事決策權責衝突。

BBC與《天下雜誌》引述的分析則指出，習近平上台後已有逾22名上將落馬，這場整肅本質上反映其對軍隊「不放心」的深層焦慮——表面打的是「郭伯雄、徐才厚流毒」，但郭徐倒台已近十年，反腐運動年年喊打，貪腐網絡卻似乎永無盡頭，凸顯「運動式反腐」的根本失敗：軍隊不是走向制度化、專業化建設，而是陷入一輪又一輪的政治清洗。

從制度安排觀察，2025年12月27日張升民獲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為解放軍選舉委員會副主任，隨後於2026年1月26日中央軍委發布《軍隊黨組織選舉工作規定》。此舉被視為習近平進一步將「黨指揮槍」收緊為「習指揮槍」、防範軍中派系透過黨組織體系坐大的關鍵動作。換言之，當前的整肅不僅是清查既有山頭，更是要在制度層面重新定義軍隊政治生態，使任何高層將領皆難以脫離主席個人化的控制軌道。

政治局震盪：李幹傑落馬疑雲與「夫人路線」網絡

清洗浪潮正從軍隊蔓延至權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李幹傑近期行蹤的高度模糊，引發了政治局級別震盪的強烈信號。

從活動報導的異常性觀察，4月份關於李幹傑的公開報導存在嚴重違背中共政壇慣例之處——官方稱其在甘肅與四川調研「藏傳佛教」事務，但對於一名執掌人事大權的中組部部長而言，跨界調研宗教事務極其突兀。更關鍵的是，調研期間地方省級「一把手」均未陪同，且地方媒體罕見地未進行同步報導。在4月28日的政治局會議中，李幹傑的出席狀況亦未獲得明確證實，其政治地位顯然已進入「停滯」或「受查」狀態。

李幹傑的危機被指與其同僚、現任副總理馬興瑞及其背後的隱秘家屬網絡有關。據海外消息源指出，馬興瑞之妻榮麗與李幹傑之妻寧榮花建立的高端社交圈，是這一網絡的核心運作平台；容力被指透過買賣保險等商業行為，與多位政治局常委及委員家屬建立緊密的財務與人際聯繫。這種透過「夫人」建立的網絡，本質上是一個繞過習近平正式監督體系的「影子組織部」。對於強調組織純潔性、且高度警惕「政治結盟」的北京高層而言，利用保險業務進行權力尋租與人事滲透的「隱性網絡」，是對黨內組織安全的最嚴重侵蝕——這也解釋了為何清洗動作會從軍隊延伸至中組部這一掌控全黨人事的核心機構。值得注意的是，相關內幕目前主要源於海外時政評論圈的爆料與推論，官方迄今未作任何確認或否認。

對台軍事態勢評估：短期變化有限，中長期風險上升

這種大規模清洗對解放軍實際戰力與對台態勢的影響，存在兩種對立評估。第一種觀點認為，張又俠等實戰派將領缺位，可能使習近平在軍事決策上的資訊與判斷更為失真，反而提高誤判情勢、採取軍事躁進行動的風險；第二種觀點則認為，解放軍正處於高層整肅與新任將領磨合的「空窗期」，許多關鍵職位由中將代理，重大決策與長期戰略規劃恐趨於保守甚至暫緩，短期內對台作為反而會更為克制。

國防安全研究院認為，由於日常對台軍事襲擾與訓練活動的執行層級已由王剛、張崢、楊志斌、韓勝延等新晉將領補位，既有指揮鏈仍可運作，短期內對台軍事壓力與過往相比不致出現顯著差異；但中長期而言，人事不穩、指揮層頻繁流動，勢必對軍隊戰備整合、聯合作戰能力與裝備現代化進程帶來延宕。

值得進一步玩味的是，袁譽柏與王建武兩人皆為南部戰區前主官，而南部戰區涵蓋南海與台灣西南方向，是近年共軍「圍台軍演」的主要發起方之一。從沈金龍（前海軍司令）、秦生祥（前海軍政委）、李橋銘（前陸軍司令、曾任南部戰區陸軍司令員）等人陸續落馬，到如今袁、王二人再度浮現麻煩，凸顯習近平對「南向作戰系統」的整頓力度尤為猛烈。這究竟是因為該系統腐敗網絡盤根錯節，抑或是因為相關將領在對台、南海政策上與最高層存在分歧，目前仍是中南海最諱莫如深的政治謎團。

持續清洗下的權力結構脆性

綜合上述觀察，當前中共內部局勢正進入一種極度不穩定的「高壓震盪期」。頻繁的「上將落馬」與涉及政治局委員的調查，反映出中共權力結構已呈現出深度的「脆性」（Brittleness），正處於一種權力意義上的崩潰邊緣狀態。

從戰略預判角度，至少可歸納出三項風險。第一是系統性決策癱瘓：指揮系統高達七成的更替率將導致政策執行層面的真空，軍隊與官僚系統因極度恐懼而陷入「不作為」或「過度表忠」的怪圈。第二是制度性崩潰風險：習近平透過不斷清洗來維持控制，但這種模式正不斷消耗體制的韌性，過度集權導致的忠誠檢查已成為行政與軍事效率的瓶頸。第三是地緣誤判風險：內部政局的人人自危，加上阿聯酋退出OPEC所引發的外部能源變量，可能導致北京在處理國際衝突（如中東局勢或南海爭端）時，因內部權力脆弱而做出極端的、突發性的決策變革。

從丁來杭、周亞寧、沈金龍、秦生祥、于忠福、安兆慶、何平、鄭衛平，再到袁譽柏、王建武，14人的軍隊常委席次已被掏空十席，剩下的4人能否「平安落地」，外界亦不敢樂觀。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任期至2028年屆滿，而距離本屆人大開幕僅僅三年，常委會的軍方代表已折損逾七成。一個原本被視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象徵性結構的政治平台，如今幾近崩解，這既是習近平鞏固個人權威所付出的政治代價，也是中共軍政體制空前震盪的具體寫照。

在中央軍委只剩兩人、戰區與軍兵種主官多由中將代理、軍隊人大常委銳減至個位數的當下，外界除了繼續追蹤下一個「消失」的名字，更值得關注的，恐怕是這場看不到盡頭的軍中風暴將如何重塑東亞地緣政治的下一個十年。北京目前的權力結構雖然外表強韌，實則內部結構已極度脆化，任何細微的內部突發事件或外部衝擊，都可能觸發不可控的連鎖反應——而這，正是2026年春夏之交，全球觀察中國時最不可忽視的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