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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白手套、15萬億帝國、200紅二代聯名信——一場走向「家天下」的紅色王朝深度調查
在習近平執政的第二個十年,一位沒有任何官方職務的60歲男子,卻被海內外政治觀察家統稱為「御弟」、「遠親王」與中共實質上的「地下組織部長」。他左右副國級官員的任免、影響數十萬億金融資產流向、決定影視明星的紅與黑,並在習近平與張又俠等軍中紅二代決裂之際,扮演著最高領導人與紅色家族之間最後的、唯一的紐帶。
他就是習遠平——習近平唯一的胞弟。
本文綜合海外調查媒體、體制內爆料人(蔡慎坤、胡力任、文昭等)與歷史檔案的交叉印證,從1962年習仲勳被打倒的家族墜落寫起,穿越少管所、洛陽情報院校、香港下海、國際節能環保協會、《梢林美麗》派系反擊戰、宋林案「親王怒火」、九三閱兵紅二代大合影,直至2026年「200紅二代聯名信」風波——全景解構這位「中國第一影子人」的權力版圖,以及一場走向「家天下」的紅色王朝其內在的脆弱與不可逆的歷史相位。
序章:當紅色家族走向「家天下」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高領導人的兄弟姊妹通常以「隱身者」的姿態存在。毛澤東的兄弟毛澤民、毛澤覃早年戰歿;鄧小平與胞弟鄧墾終生疏遠,鄧墾以一介地方官員終老;江澤民的兄弟僅在養父江上青的祭祀場合偶有出現;胡錦濤的家族成員在他執政十年間幾乎不見於任何公開場合。
然而,自2012年習近平登上權力巔峰以來,這條中共領袖默守了七十年的「家屬隱身規則」被徹底打破。其胞弟習遠平——這位沒有任何官方頭銜的60歲男子,被海內外政治觀察家統稱為「御弟」、「遠親王」,他既出現在北京貴賓樓飯店的百名紅二代大合影正中央,也出現在陝甘老區的紀念活動上,更被體制內知情人士爆料為實質性的「地下組織部長」。
這是一個極為弔詭的政治現象:在一個聲稱「黨指揮一切」、以集體領導為金科玉律的列寧主義政黨內部,一個非黨員、非官員、無正式職務的家族成員,卻能左右副國級官員的任免、影響數十萬億金融資產的流向、決定影視明星的紅與黑,並在習近平與張又俠等軍中紅二代決裂之際,扮演著最高領導人與軍方紅色家族之間的唯一紐帶。
要理解當代中國政治的真實運作邏輯,繞不開習遠平。理解了習遠平,才能理解一個徹底「家國一體」、走向「親王政治」的紅色王朝的真實結構。本文將全面解構這位「中國第一影子人」的人生軌跡與權力版圖。
第一章:1962年的墜落——苦難如何塑造了兩兄弟的「剛」與「柔」
從中南海到中央黨校的政治放逐
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勳因小說《劉志丹》案,被康生定性為「利用小說反黨」。這一年,習近平9歲,習遠平6歲。
對外界而言,這是一場關於文藝批評的政治公案;對習家而言,這是一場結構性的墜落——從中南海的權力核心圈,被拋進了長達十六年(1962-1978)的政治流放。全家被迫從原本的住處遷往齊心工作的中央黨校,從「中南海的保護傘」進入了「政治監視的准隔離區」。
兩兄弟自此被貼上了「黑幫子弟」的標籤。在當時的極權體制中,這意味著身份的絕對貶損、社會關係的瞬間斷裂、生存保護的徹底喪失。這場家族災難並非短暫的政治插曲,它持續了整整十六年,貫穿了兩兄弟最關鍵的成長期。
習近平的「剛性」鍛造——從少管所到梁家河
文革爆發後,作為高幹子弟的習近平在北京八一學校與101中學遭遇了反復批鬥。1969年初,他作為「黑幫子弟」被「動員」下放至陝西延川縣梁家河村插隊。
入村僅數月,無法忍受極度飢餓、寒冷與蝨子叮咬的習近平於1969年5月偷偷逃回北京。然而,他遭遇了人生最殘酷的一幕——母親齊心為了保護家中其他更年幼的子女(包括習遠平),被迫在大雨夜冒雨向組織舉報自己的親生長子。
被舉報後的習近平被關進北京海淀區的少管所,編入「黑幫子弟學習班」,每天在警方監視下,於西城區修築地下排水管道。最荒誕的是,他最終獲釋的原因據傳並非政治寬大,而是「床位已滿」——體制暴力的隨機性,在這一刻向少年習近平徹底揭示了它的真實面目。
被釋放後,他別無選擇,只能重返梁家河。這次,他不再幻想逃離,而是徹底「紮根」。他申請入黨十次(一說是七次或八次)才獲批准,最後爬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位置。據習遠平日後在《梢林美麗》一文中描述,他1975年到梁家河探親時看到:哥哥的窯洞陰暗潮濕,褥子下鋪滿了用來防蝨子的「666粉」殺蟲劑,即便如此,習近平全身仍被咬出「碩大的水泡」,手腳潰爛流膿,卻能保持「燦爛的笑容」。
習近平日後對弟弟說過一句話:「我的皮早就被咬結了。」這不僅是生理意義上的角質化,更是心理意義上的全面防禦。他在絕望中完成了一次徹底的精神蛻變:既然體制不可反抗,唯一的出路是成為體制本身,並爬到體制的最高處——「必須爬到頂端,才不會再被推下去。」
這就是後來那個冷峻、寡言、追求絕對控制、以鐵腕反腐重塑秩序的習近平的人格底色。他的「剛性」並非天生,而是少管所雨夜與梁家河窯洞共同鍛造的應激產物。
習遠平的「柔性」修煉——監獄門口的低聲下氣
與哥哥不同,作為家中最小的兒子,習遠平在文革風暴的中心目睹了另一套生存技術。
1956年11月出生的他,因母親齊心在中央黨校工作,僅10個月大就被斷奶,由父親習仲勳親自照顧。這種早期的依附關係,使他的心理結構天然偏向父親與兄長。1962年家變時他僅6歲,最關鍵的人生塑造期完全處於「探監少年」的角色之中。
齊心日後回憶錄與多位知情者披露:少年習遠平多次陪同母親去探望被審查的父親。在監獄門口,他親眼看到原本高貴端莊的母親——這位曾經是國務院副總理夫人的延安老幹部——為了將兩塊被掰碎檢查的點心送進去,對著看守低聲下氣、陪笑求情。
這是一個6歲到15歲的男孩,每一次都要重溫的場景。他看到的不是英雄主義的反抗,而是現實主義的妥協:在絕對權力面前,硬碰硬只會兩敗俱傷,唯有柔性周旋才能保全。
這種心理印記,與哥哥習近平形成了鏡像式的反差:習近平學會的是「絕不再讓自己處於需要求人的位置」,習遠平學會的是「在任何位置都能找到求人的方式」。
1972年習仲勳問題尚未平反,習遠平回到北京,先後在服務機械廠擔任翻砂工與車工。母親齊心反復叮囑他八個字:「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他在工廠裏學會了「放低身段、討好師傅、走動關係」的底層生存哲學,將自己訓練成了一個「悶葫蘆」——外表溫和健談,內裏密不透風,從不輕易亮出真實底牌。
兩姐姐的命運——家族風險分散的最早雛形
值得一提的是,習家苦難不僅鍛造了兄弟兩人的性格,也決定了兩個姐姐的人生軌跡。
大姐齊橋橋(原名習和平,後改隨母姓避嫌)下放至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在零下30度的嚴寒中挖掘戰備地道,雙腿因關節炎腫得像柱子,仍因害怕被冠上「逃避改造」的罪名而不敢請假,每晚還要面對揭發父親罪行的批鬥會。她的姐姐習和平(同名,習仲勳前妻所生的女兒之一)則在文革初期不堪批鬥,於1967年自盡。
二姐齊安安被發配至山西五台縣插隊,在與世隔絕的孤獨中度過多年,病重時身邊無親人照顧,只能守著一張全家福照片在土炕上發呆。
這段集體苦難,在習家成員心中刻下了一條共同的鐵律:絕對不能再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日後,齊橋橋擁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權與香港身份,齊安安取得澳大利亞國籍,習遠平移居香港並持有澳洲永久居留資格,乃至習近平唯一的女兒習明澤化名赴美留學——這些「全球化身份配置」的源頭,都可追溯到1962至1978年那十六年的家族創傷記憶。
第二章:1978-2007年——三十年潛伏期,從情報院校到香港商人
洛陽外國語學院的情報底色
1978年,是習家命運的又一個轉折點。在胡耀邦的力主下,習仲勳獲得平反,隨即南下廣東主政,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核心開拓者之一。同年,22歲的習遠平考入解放軍洛陽外國語學院。
洛陽外國語學院並非一所普通的高校。它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正式名稱為「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後併入國防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是中共軍方主要培養情報與軍事翻譯人才的搖籃。該校的歷代畢業生中,有大量供職於總參二部(軍事情報)、總參三部(技術偵察/電子情報)的軍人。
習遠平就讀於該校,這一履歷至關重要:
第一,它使他擁有了軍方人脈的最初網絡,這一網絡日後成為他與軍中紅二代溝通的重要基礎。
第二,它培養了他的情報意識與保密訓練。多位知情者透露,習遠平對自己的行蹤、財產、關係網保持極致的保密,與這段情報教育背景密不可分。
第三,它解釋了為什麼習遠平日後能成為習近平最信賴的「眼睛和耳朵」——他天生就具備收集、過濾與分析信息的職業素養。
值得對比的是,已故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夫人程虹,也是洛陽外國語學院的畢業生。
1986:家族第一個「下海」的成員
1986年,30歲的習遠平做出了一個極不尋常的選擇——下海經商。
這一決定的時間點極具深意。1986年,習仲勳剛從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上調回中央,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近平則在河北正定當縣委書記,剛開始他的地方官生涯。在習家政治勢力正在重組的關鍵時刻,習遠平成為了家族中第一個離開體制、進入商界的成員。
按照中共「太子黨」的常規路徑,副國級高幹的子女通常會選擇軍隊、外交、金融等「體面」的體制內崗位。習遠平的下海,本質上是一次戰略佈局:
- 政商分工的開端:習仲勳留在體制內負責「政治符號」的維護,習近平在地方循規蹈矩往上走,習遠平則負責家族在新興市場經濟中的「探路」與「儲備」。
- 去政治化的庇護:1980年代中後期的政治風向變幻莫測,1989年六四事件中,習仲勳是少數對學生持同情態度的元老之一。將小兒子放在商界,可在政治風暴中提供緩衝。
1980年代中期移居香港——家族的戰略前哨
1986年下海的同時,習遠平移居香港。他先後獲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澳大利亞永久居留簽證。這一安排在當時的中共高幹子女中並不罕見,但對習家而言具備特殊的戰略意義。
香港在當時擔當著三重角色:
第一,信息窗口:香港自由的媒體環境與資本流動,使習遠平成為家族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英美陣營政治經濟動態)的「眼睛」。
第二,撤退出口:在改革開放初期局勢尚不明朗、保守派與改革派激烈博弈的背景下,香港為家族提供了萬一局勢突變時的合法避風港。
第三,資本通道: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是中國資金「合法」進入國際市場的主要中轉站。習遠平的香港身份,為家族日後在境外金融操作中提供了天然的便利。
在香港期間,習遠平與一位關鍵人物建立了深厚的私人聯繫——曾慶紅之弟曾慶淮。曾慶淮長期在港澳掌控演藝圈與文化資產,是江派在文化領域的核心經紀人。習遠平與曾慶淮的密切關係,後來成為習近平上位過程中與江派「分權妥協」的重要私下通道。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習近平在反腐高歌猛進時,仍長期保留了曾慶紅本人的「免死金牌」——背後的私人情誼網絡,往往凌駕於正式制度之上。
與柯玲玲的婚姻插曲與第一段感情
關於習遠平的私人生活,海外華語媒體曾流傳一個版本:習近平的前妻柯玲玲(柯華之女)在1982年與習近平離婚後,曾與習遠平有過短暫關係。但這一說法的史實基礎並不牢固,更可能是後來的網絡謠言。較為可靠的版本是:習遠平在這一階段有過一段未公開的婚姻關係(坊間稱其妻為「戴女士」,據傳為彭麗媛在軍中的助手),這段關係日後成為習遠平與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矛盾的導火索。
低調的二十年(1986-2007)
從1986年下海到2007年回京擔任協會會長,習遠平在香港和廣東度過了二十一年的「低調期」。這二十一年裏,他幾乎沒有任何公開亮相,公開資料中也幾乎找不到他的商業實體記錄。
這與大姐齊橋橋的高調形成了鮮明對比。齊橋橋及其丈夫鄧家貴在這一時期通過深圳遠為通信、海內聯星科技、北京中民信房地產等公司,積累了據彭博社2012年估算高達3.76億美元的家族資產,涉及房地產、稀土、電信、投資等多個領域,與大連萬達王健林、深圳華為、平安集團等都有深度商業關係。
而習遠平的商業紀錄卻是一片「白紙化」——這正是頂級政治代理人的標誌:表面上沒有任何資產,實則通過「白手套」操控龐大的隱形商業帝國。這種「非對稱透明度」是他日後成為「御弟」最強大的政治防禦——當大姐家族在2012-2014年成為國際媒體(彭博社、紐約時報)的曝光對象時,習遠平卻幾乎沒有任何把柄可被攻擊。
第三章:2007年的歷史轉折——「國際節能環保協會」與隱形帝國的誕生
2007年的權力轉折點
2007年是中共政治史上一個關鍵節點。這一年的10月,中共十七大召開,54歲的習近平從上海市委書記任上躍升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被正式確立為胡錦濤之後的接班人。
幾乎同步,習遠平結束了在香港長達二十一年的潛伏,回到北京。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創立「國際節能環保協會」(International Energ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IEEPA),並自任會長。
這個協會的成立看似低調,實則是一次經過精心設計的戰略佈點。其運作邏輯有四重:
第一,獲得「合法身份」:習遠平作為一個沒有官職、長期居住海外的商人,回京之後需要一個合法的活動平台。協會由中央辦公廳與中央組織部批准成立,等於為其在京活動披上了「半官方」外衣。
第二,建立「人事考察窗口」:習近平剛入中央,根基薄弱,急需在京建立可靠的人脈。協會以「環保」為旗號,匯聚了大批副部級與廳級的央企與部委官員。透過協會的活動,習遠平能夠近距離觀察這些官員,並為兄長物色未來的領導班底。
第三,搭建「政商勾連」管道:2007年國務院剛剛印發《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將環保指標與地方官員及央企高管的政績考核掛鉤。協會由此握有一張「綠色門票」——能夠在環保整改、項目審批、政策豁免等方面為企業提供「便利」。
第四,組建「家族金庫」:通過收取會員的高額會費(從數百萬到數千萬人民幣不等),協會每年能為習家匯集數十億到上百億的「合法捐贈」與「會員費」。
央企的「政治平安險」與綠色金融的入會狂潮
協會吸引的會員名單,幾乎涵蓋了中國最重要的能源、化工、金融類央企:中海油、中石化、中石油、國家電網、五大發電集團,以及國有四大行、交通銀行、平安保險等金融機構。
這些企業並不是因為對環保事業有多深的熱情而入會。它們入會的真實動機可以歸納為三點:
動機一:購買「政治平安險」。中國的環保指標直接關聯央企領導人的「黨政同責」考核。一旦排放超標,可能直接影響升遷甚至遭遇紀律處分。透過向習遠平的協會繳納會費,企業領導可以獲得整改延期、指標豁免、項目「網開一面」等實際好處。
動機二:向「御弟」遞名片。對於那些渴望進入未來習近平領導班底的副部級官員(央企董事長一般具有副部級行政級別),協會是接近「準君儲」家族的最佳通道。一個會員身份,可能就是「向首長表忠心」的入場券。
動機三:搶綠色金融「頭班車」。2016年杭州G20峰會後,中國央行聯合七部委發布《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綠色金融」上升為國家戰略。各大國有銀行與保險巨頭的負責人此時爭相湧入恒基中心18層,將被列入習遠平的「綠色名單」視為政治與商業安全的雙重保障。
據體制內知情人士披露,協會每年的會費收入規模據估計可達數十億甚至上百億人民幣,成為習遠平實質性的「家族金庫」。
太陽雨集團案例——權力溢價的微觀呈現
民營企業也在這場「環保門票」的盛宴中扮演角色。江蘇太陽雨集團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
太陽雨原本是一家在江蘇連雲港的中型太陽能熱水器企業,通過向協會的高額「捐助」與深度合作,迅速獲得了在西藏、北方數省的政府供暖項目,以及國有銀行的低息貸款。這種「以協會為跳板、以政治關係換取補貼」的模式,本質上是一種權力套現的標準操作。
地理位置的玄機——恒基中心的「10分鐘權力圈」
協會總部設於北京建國門內大街18號的恒基中心(Henderson Center)。這一地理選址絕非偶然。從恒基中心出發:
- 至商務部僅需3分鐘車程
- 至海關總署5分鐘
- 至交通部、中辦約8分鐘
- 至國家發改委約10分鐘
- 至中海運、中旅、中石化總部均在10分鐘半徑內
協會的地理鄰近性,使其天然成為了央企高管與部委官員的「10分鐘權力對接站」。一個沒有正式編制的NGO,因為背後站著「御弟」,事實上成為了北京最重要的非正式政治樞紐之一。
2015年的升級——「北京國際生態經濟協會」
2015年,協會正式更名為「北京國際生態經濟協會」(BIEEA),業務範圍從節能減排擴展到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ESG認證、碳足跡認證、公益訴訟等。這一更名標誌著習遠平的影響力已從「環保政策套現」升級為「全產業政策套現」——他正在從一個「環保親王」轉變為跨越多個戰略產業的「政策貴族」。
第四章:影子人事權——「地下組織部長」的崛起
從體制冷落到絕對受寵
值得指出的是,習遠平在權力中樞的地位並非一帆風順。在習近平執政的第一個任期(2012-2017年),習遠平曾經歷過一段「被冷落期」。
當時習近平為了樹立反腐鐵腕、塑造「鐵血總書記」的形象,曾對家族成員的商業活動下達過嚴格內部禁令。蔡慎坤等知情人士披露,習遠平因其長期經商背景,加之早期確實存在「為他人關說求官、插手工程項目」的行為,曾引發習近平的不滿。兩兄弟的關係一度陷入冷淡,習近平甚至在內部小範圍場合對其「發牢騷」。
然而,二十大(2022年)後,政治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習近平在二十大上實現「三連任」,將黨內主要派系徹底肅清。然而與絕對權力同步增長的,是他對整個官僚體系的不信任感與不安全感。當技術官僚不再可信、軍方紅二代開始離心、外戚「山東幫」遭遇危機時,最後可以絕對依賴的就只剩下血緣。
習遠平在這一階段展現出了極高的政治智慧。他敏銳地捕捉到兄長的心理變化,主動進行「去商業化」的徹底切割——放棄在重大經濟項目中的牟利行為,不再插手工程利益分配,將全部精力轉向為兄長提供純粹的、以家族統治為核心的政治建議。
這一徹底的利益迴避,為他換來了在習近平面前無可替代的「說話底氣」。他不再是一個可能給領導人帶來政治污點的「尋租者」,而成為了一個毫無個人野心、純粹護主的影子顧問。從2023年起,習遠平進入了影響力的「高度受寵期」。
傳統派系的潰退——人事權真空的形成
習遠平人事話語權的急速膨脹,背景是中共黨內傳統人事推薦管道的全面失靈:
1. 「清華幫」的失寵:前中組部部長陳希作為習近平的清華大學同窗,曾一手包辦了十九大與二十大期間的大量高層人事安排。然而,陳希推薦的大批高學歷技術官僚(多為清華系背景)在實踐中暴露出嚴重短板——「書呆子氣太重」,在處理複雜社會矛盾與政治鬥爭時手腕僵化。陳希的政治信用大幅透支,其人事推薦權重在二十一大佈局中已被顯著邊緣化。
2. 「山東幫」的覆滅:由第一夫人彭麗媛鄉情網絡所支撐的「山東幫」,在新疆黨委書記馬興瑞案發後遭受致命打擊。據內部消息指出,最高層甚至要求與馬興瑞有歷史淵源的中紀委書記李希迴避,改由劉金國直接領銜徹查。「山東幫」遭繞道清算,外戚勢力受到嚴厲阻擊。
3. 元老政治的清零:俞正聲、王岐山等具有元老影響力的人物或退或邊緣化,傳統政治老人的影響力被徹底清零。
當清華幫、山東幫、元老政治三條傳統人事渠道同時失效時,權力的天平無可避免地向習氏家族的最核心血緣內環坍縮。習遠平正是在這種巨大的權力真空中,順勢接管了人事主導權。
習遠平推薦的人事名單
根據蔡慎坤、文昭等多個獨立信息源的交叉印證,被列為由習遠平推薦或深度背書的官員包括:
副國級層面:
- 劉國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陝西籍,曾任陝西省長,據傳將在二十一大入常並出任常務副總理。
- 胡和平(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原文化和旅遊部部長):陝西工作多年,與習遠平在陝關係深厚。
省部級層面:
- 任振鶴(甘肅省長)
- 王君正(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
- 李樂成(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
- 金湘軍(山西省長)
- 梁桂(陝西省委副書記)
- 李干傑(山東省委書記,已升任)
地方關鍵任命:
- 林濤:2026年4月空降廈門市委書記。此人在廣東基層發展極為緩慢,十年才升至副處級,卻通過「潮汕幫」商業網絡結識習遠平後,於2023年躍升廣東副省長,再被拔擢入京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國中的「大管家」),再空降廈門。這條跨越常規官僚晉升階梯的「快車道」,被視為習遠平人事操盤的經典案例。
- 靳磊:四川任職期間通過「習遠平的政治考核」,後被視為深圳「習家城」人事安排的關鍵人物。
選人邏輯:地緣 + 血緣 + 服膺
習遠平的選官邏輯高度清晰:
1. 地緣優先:優先從陝西(習家祖籍)、甘肅(習仲勳早年根據地)、廣東(習仲勳改革開放時主政)、深圳(習家「城」)四地挑選對象。
2. 血緣親厚:偏好與習仲勳老部下、老戰友有歷史淵源的「西北軍政後代」,這些人天然具有「家族忠誠度」。
3. 服膺至上:候選人必須通過「向御弟低頭」的非正式測試——能否識別並尊重習家的非正式權威,是進入晉升通道的先決條件。
何立峰的式微與「親王推薦」的時代
與林濤、劉國中等人的春風得意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現任副總理何立峰的日益式微。儘管何立峰與習近平有數十年交情、曾被視為最核心的經濟幕僚,但隨著中國宏觀經濟惡化、房地產暴雷、地方債務危機頻發,何立峰正重蹈劉鶴的覆轍,被塑造為「經濟失敗的替罪羊」。他已不敢再推薦任何自己的人馬,其原有的人事影響力正悄然移交給習遠平青睞的官員手中。
當「親王推薦」成為晉升的最高捷徑,中共引以為傲的技術官僚晉升體系實質上已宣告崩塌。
第五章:「綠色金融」與15萬億帝國的隱形版圖
規模估算——從會費到金融控制
根據海外多個獨立調查的綜合估算,習遠平通過協會、白手套及隱性持股所能調動的金融資產規模一度超過15萬億人民幣。這一數字遠超大姐齊橋橋家族的數億美元級別,使習遠平實質上成為習家經濟版圖的「真正掌舵人」。
這個帝國的構成主要包括三大板塊:
金融板塊——富德生命人壽的張峻
張峻是富德生命人壽的實際控制人,其在資本市場的彪悍運作(如舉牌華僑城、農產品、浦發銀行等)一度引發監管震動。據海外媒體與《財新》等財經媒體披露:
- 保監會前主席項俊波曾當面稱呼張峻為「首長」——這在中國金融監管史上是極為罕見的稱謂錯位,暗示張峻背後有遠超副部級的政治背景。
- 張峻與「明天系」掌門人肖建華有深度資本合作關係。
- 2017年肖建華在香港被中國安全人員強行帶走後,明天系資產被全面接管,但富德系卻安然無恙。張峻本人也曾短暫被調查後迅速復出。
這種「被查後安然回歸」的軌跡,揭示了張峻背後的政治庇護力量遠超一般「白手套」。多方信息指向習遠平是張峻的最終庇護者。
明天系遺產的處理
肖建華在落馬前曾通過「明時投資」與習遠平控制的實體合作,參與管理山東500億海洋產業基金。肖建華案最終以肖本人判處13年有期徒刑、罰款2億元告終——這一處理結果相比於明天系2萬多億的資產規模而言極為「克制」,被視為家族間協調的結果。明天系部分核心金融資產(如華夏人壽)被分拆轉移到新的「政治可靠者」手中,這一過程中習遠平扮演了重要的協調角色。
文化資本的精密操控——「家族SOP」
習遠平在影視業的操作呈現出令人驚異的標準化模式,被海外觀察家戲稱為「習家女星 SOP」:
步驟一:成立專屬經紀公司,旗下長期僅有一位藝人。
步驟二:投入頂級資源,動用張藝謀、寧浩、李宗盛、張亞東等中國最頂級的導演、製片、音樂人;國際層面則對接成龍、馬特·達蒙、威廉·達福、佩德羅·帕斯卡等好萊塢一線。
步驟三:不計票房,即便電影虧損慘重(如《戰國》、《長城》),仍持續力捧。
步驟四:央視春晚特供,確保藝人獲得最高曝光度。
這一SOP被使用過兩次:
第一次:張瀾瀾與「北京錦繡江山影視文化」
張瀾瀾(原名張曉雪),1980年9月生於遼寧瀋陽,曾為解放軍總政歌舞團獨唱演員,因外形出眾被冠以「軍中第一美女」、「中國夢露」之稱。其專屬經紀公司「北京錦繡江山」長期僅有她一人,但配戲的全是陳寶國、唐國強等國家級老戲骨,並多次登上央視春晚獨唱。2008年8月7日,她與習遠平登記結婚,隨即退出演藝圈相夫教子。2014年習遠平在《深圳特區報》發表《梢林美麗》一文時,主動公開兩人「2005年相戀、2008年成婚」的細節,並提到他們的第一個兒子——這是習遠平極為罕見的公開家庭披露。
第二次:景甜與「北京新光燦爛影視」
景甜現象是中國娛樂圈最大的「資源天花板」之謎。2005年17歲簽約「星光燦爛影視」(後更名「新光燦爛」),公司董事長陸征身份極度神秘,履歷在公開數據庫中呈現「真空」——這是典型的高層白手套特徵。
景甜出道後享受了難以解釋的頂級資源:
- 《戰國》(2011):1.5億投資,孫紅雷、金喜善等配戲,孫紅雷曾公開稱景甜為「不會演戲的妖怪」。
- 《長城》(2016):10億投資,張藝謀執導,景甜在海報上的位置甚至壓過劉德華。
- 《環太平洋2》、《金剛:骷髏島》、《王牌特工》等好萊塢大片紛紛為其加戲。
王思聰曾在被問及景甜時公開表示「被下令禁止討論」——這證明了她的後台具備封鎖頂級民企接班人言論的威懾力。
景甜與張瀾瀾的SOP高度雷同,使海外觀察家普遍懷疑景甜是習遠平在張瀾瀾「結婚退出後」的另一個「資源出口」,但更深層的解讀是:陸征作為萬達集團的隱形股東之一(萬達王健林與習家大姐齊橋橋家族有深度商業聯繫),實際上是習家在萬達體系內的利益代持人。景甜的資源天花板,本質上是習家通過陸征-萬達通道,將文化資本與政治資本進行可視化變現的工具。
2018年的「斷崖式跌落」與2026代孕風波
2018年,景甜官宣與張繼科戀情,這被視為一場「權力切割」的信號。緊接著:
- 陸征迅速轉讓股份並消失。
- 大製作電影資源一夜清空。
- 2021年廣州市市場監管局對景甜違法代言處以巨額罰款——一個處級單位敢於動「萬達公主」,唯一的解釋是政治頂層已下令清理門戶。
- 2026年(本年度)爆發的「中英文代孕協議」與「雙子疑雲」風波,將景甜推向更深的政治清算。
這一系列「斷崖式跌落」恰好印證了一個權力鐵律:當紅二代家族需要切割任何潛在的政治污點時,再大的明星也只是隨時可拋的籌碼。
第六章:政治公關與形象操盤——《梢林美麗》與輿論戰
2014年《梢林美麗》的戰略意圖
2014年10月15日,是習仲勳誕辰101週年。當天,《深圳特區報》在頭版發表了一篇署名為「習遠平」的長文《梢林美麗》(標題出自「就是陝甘高原那密密匝匝、漫坡遍野,與大地同在的梢林」),全文約8000字。
這篇文章從表面看是兒子紀念父親的家族隨筆,實則是一篇精準計算過政治效果的「戰略公關文本」。其多重功能可解構如下:
功能一:塑造哥哥的「苦難英雄」形象。文章以親弟弟「目擊者」的視角,回憶1975年到梁家河探望習近平時的場景——窯洞潮濕、滿身瘡疤、666粉防蝨——將習近平塑造成「為人民吃過苦」的領袖。這種「目擊者敘事」具有不可挑戰的權威性。
功能二:消解徐才厚案的家族污點。2014年6月,軍中老虎徐才厚被開除黨籍。隨即海外媒體(多被認為由江派文宣系統劉雲山所控制)開始大肆傳播張瀾瀾(習遠平之妻)曾被徐才厚父子「包養」的謠言。習遠平在《梢林美麗》文中主動披露:「2005年,我和張瀾瀾相戀;2008年8月7日,我們在父親逝世六周年之際成婚。」——這一精準時間線徹底瓦解了「徐才厚包養說」的時間基礎。
功能三:完成派系反擊。文章原本發表於《深圳特區報》(深圳是習仲勳的「政治發祥地」),但隨後在劉雲山控制的中宣部系統內被刪除。習遠平隨即啟動反擊,文章在新華網、人民網、光明日報的《文摘報》(2014年10月23日)、人民網黨史頻道等大舉轉載——一場典型的「派系代理人戰爭」由此爆發。最終習近平派系獲勝,劉雲山的勢力在反擊中被進一步削弱。
「目擊者壟斷」的話語權力
通過《梢林美麗》,習遠平確立了一個極為關鍵的政治位置——他是「習近平苦難敘事」的唯一合法目擊者與闡釋者。任何關於習近平早年苦難的官方敘事,都必須通過他的「證詞」獲得最終的合法性。
這種「目擊者壟斷」的話語權,在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崇拜建構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功能。它使得習遠平不僅是「弟弟」,更是「家族史的官方史官」、「兄長傳奇的最高見證人」。
習仲勳紀念活動的「代兄出席」
2013年是習仲勳百年誕辰。從這一年開始,習遠平頻繁出現在陝西富平、甘肅兩當(習仲勳起義舊址)、廣東深圳、河南洛陽等地的紀念活動上。
這些出席具有多重戰略意義:
意義一:歷史詮釋權的重構。習遠平頻繁強調習仲勳在廣東主政時推動改革開放的功績,將其塑造為「改革開放的共同開創者」之一,從而為習近平繼承「改革深化者」身份提供血緣合法性,打破了鄧小平家族對「改革開放」歷史敘事的壟斷。
意義二:紅二代的非正式整合。在紀念活動中,葉劍英家族、彭真家族、陳雲家族、薄一波家族(薄熙來除外)的後人常常一同出席,習遠平在這些場合扮演了「家族外交官」的角色,重新編織紅二代之間的人情網。
意義三:「代兄出席」的彈性。習近平作為最高領導人,下基層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任何一次出席都可能被解讀為政治信號。但「弟弟代為盡孝」則完全不涉政治,這給習家保留了極大的政治彈性。
第七章:紅二代的紐帶——軍中聯繫角色
九三大閱兵的「貴賓樓合影」
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門舉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大閱兵。閱兵結束後,海外X平台上流傳一張震撼的照片——上百名中共「紅二代」在北京貴賓樓飯店的大合影。
習遠平站在第二排正中央。
第一排居中是坐輪椅的毛澤東之女李敏;其餘居前排的包括周恩來侄女周秉德、陳毅元帥長子陳昊蘇等。視頻片段顯示,陳昊蘇在現場朗誦詩歌讚頌閱兵,習遠平在一旁張羅、引導鼓掌。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在X平台發帖稱,這張合照顯示「八旗子弟」圍繞在習家兄弟身邊,繼續享受榮華富貴,前提是擁戴習核心、支持習家一統天下。中共上將李天佑之子李亞濱在微信公眾號「38軍魂」貼出多張合照,與其合影的紅二代包括:任弼時之女任遠芳、楊成武之子楊東明、宋時輪之女宋百一、徐向前之子徐小岩、粟裕之子粟戎生、陳賡之子陳知庶、烏蘭夫之子烏可力等等——幾乎涵蓋了開國上將與元帥的後代陣容。
缺席者的政治意義
但這張合影同樣有重大缺席:
- 劉源(劉少奇之子,前解放軍上將)——缺席
- 鄧朴方(鄧小平之子,前中國殘聯主席)——缺席
- 胡德平(胡耀邦之子,前統戰部副部長)——缺席
- 胡德華(胡耀邦之子)——已故
這三位是當代紅二代陣營中分量最重、最具獨立政治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的集體缺席被普遍解讀為「對習家拉攏的抵制」。
旅澳學者袁紅冰曾爆料指出,當前中共體制內存在三股紅二代力量:
- 以胡德平、劉源為首的「改革派」紅二代
- 以鄧朴方為首的「鄧家派」紅二代
- 極左「毛澤東主義」紅二代
這三股力量都試圖通過某些政治動作阻止習近平在二十一大連任。
胡力任的最新爆料:習遠平作為軍中紐帶
知名政治圈內人士胡力任(在北京、上海政商及高幹圈擁有極深人脈網絡,其消息被認為具有極高可信度)近期透露的內幕,將習遠平的角色推向了一個全新的維度——他現在是習家聯繫軍中紅二代的唯一紐帶。
這一爆料的背景是2024-2025年間發生的一系列軍方人事大地震:
1. 張又俠的失寵:張又俠(前軍委副主席、上將、陝西渭南人)的父親張宗遜與習仲勳是延安時期的老戰友,張又俠本人曾在2017年習近平軍改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2024年以來,圍繞裝備系統的反腐清洗逐步指向張又俠的舊部。BBC、紐約時報、自由亞洲電台等媒體相繼報導張又俠涉「七宗罪」並可能遭到清算,這位「紅二代+實戰經驗」的最高將領的失寵,宣告了習近平與軍中紅二代世交關係的全面破裂。
2. 苗華、何衛東等政工系統的清洗: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軍委副主席何衛東相繼出問題,習近平親自提拔的軍中親信接連倒台,重創其軍中威信。
3. 軍中紅二代的離心:根據胡力任的爆料,目前身居北京軍中、仍握有實質指揮權的紅二代軍人(多為退役上將、中將的子嗣或本人)正在進行「秘密串聯」,對習近平表達不滿。有消息指,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初,有200多名紅二代聯名上書習近平,要求他「完善接班人培養工作」——這份聯名信被蔡慎坤等獨立信源證實。
4. 習遠平的紐帶角色:在這一極為敏感的時期,習近平本人已無法直接與這些紅二代軍方家族進行有效溝通——任何直接接觸都會被解讀為政治信號。習遠平因此成為了唯一的緩衝管道。他通過:
- 主辦九三閱兵的紅二代「貴賓樓合影」與宴會
- 個別走訪西北老戰友後代
- 在葉選寧(2016年去世)、葉選廉等葉劍英家族成員的紀念活動上出席並寫下「大大哥」等帶有血脈意涵的稱呼
- 通過國際生態經濟協會的活動接待軍方背景的企業高管
- 居中傳遞「只要守規矩,老一輩交情仍在」的緩衝訊號
來實現對軍中紅二代群體的「軟性管控」。
緩衝器、解釋者、最後的橋樑
胡力任的爆料指出,習遠平在當前政治格局下扮演了三重關鍵角色:
角色一:政治壓力的緩衝器。當習近平的反腐和軍改不斷「割紅色家族的肉」時,紅二代群體普遍感到憤怒與恐慌。習遠平頻繁出現在私下飯局,傳達「只要守規矩,老一輩交情仍在」的訊號,有效降低了集團性反彈的烈度。
角色二:兄長意志的解釋者。當習近平不便公開表態時,習遠平的出現代表的不是「官方表態」,而是「私恩交情」——這種模糊性給了習家巨大的迴旋餘地。例如,當紅二代質疑反腐是否會擴大到他們自家時,習遠平的「一杯酒」即是「非敵對信號」的釋放。
角色三:最後的橋樑。在元老(如俞正聲、胡錦濤)影響力清零、軍中紅二代離心、政治局常委級別的傳統溝通管道全面失效的當下,習遠平實質上成為了習近平與整個紅色貴族圈唯一的、活著的、可信賴的非正式橋樑。
但這個橋樑也是脆弱的。胡德平、鄧朴方、劉源等核心紅二代的集體缺席,意味著習遠平的「家族外交」並非無往不利。當200名紅二代聯名要求習近平交班時,習遠平能做的只是「傳話」與「緩和」,而無法逆轉紅二代群體對習政權的深層不信任。
第八章:宋林案——「親王怒火」的權力示範
宋林案的真實起源
2014年4月15日,新華社《經濟參考報》首席記者王文志在微博實名舉報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包養情婦、在百億收購案中故意放水。僅僅兩天後(4月17日),中紀委宣佈宋林被立案調查。
從舉報到立案的48小時——這在中國反腐史上是極為罕見的速度。要理解這個速度,必須回到一個被官方淡化、卻在體制內人盡皆知的私人恩怨。
戴女士與彭麗媛、習遠平的三角關係
根據海外多個信源(包括《路德社》、明鏡新聞、自由亞洲電台)的交叉報導:
戴女士(戴某,姓名未公開)是習遠平在2008年與張瀾瀾結婚之前的長期女友/未公開的伴侶(部分爆料稱已秘密結婚),同時也是彭麗媛在軍中文工團時期的助理之一。她在習家內部地位特殊,被稱為「半個大管家」。
宋林作為華潤集團董事長(駐港中資央企的最高負責人之一,副部級),在與戴女士的某次商業接觸中發展了不正當關係。這一行為觸怒了習遠平。
第一次保駕:曾慶紅、賀國強的庇護
值得注意的是,宋林並非第一次被舉報。早在2013年7月,王文志就曾首次實名舉報宋林的腐敗問題。但當時宋林通過江派核心人物曾慶紅與賀國強的保薦,安然脫身——中紀委的調查不了了之。
這一次「保駕成功」充分證明了江派在中央企業系統的根深蒂固。
第二次:48小時立案的「親王怒火」
但當習遠平親自介入、找中紀委負責人「溝通」後,第二次舉報的處理速度發生了質的變化——48小時立案,從調查到宣判幾乎沒有任何懸念。
這一對比的政治含義極為深遠:
含義一:江派元老(曾慶紅、賀國強)的庇護力,在習家核心成員(習遠平)的私人意志面前是脆弱的。
含義二:習遠平作為「御弟」,其個人意志能在48小時內推翻元老院的共識,這種威懾力遠超任何正式體制內官員。
含義三:在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中,「真正的紅線」並非貪污金額或政治站隊,而是「不可觸碰習家私人利益」。
宋林案在當時的中共政治史上具有強烈的「示範效應」——它向整個官場宣告:得罪「御弟」的代價,遠遠超過得罪任何政治局常委。
第九章:家族風險對沖——「一家兩制」的全球佈局
地理與法理的全面分散
習氏家族的成員在全球範圍內的身份分佈,是一場精密的「主權風險對沖」(Sovereign Risk Hedging):
| 成員 | 中國身份 | 海外身份 | 主要居住地 |
|---|---|---|---|
| 習近平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 無 | 北京 |
| 彭麗媛 | 中國公民 | 無 | 北京 |
| 習明澤(女兒) | 中國公民 | 美國留學經歷(化名) | 不公開 |
| 齊橋橋(大姐) | 中國公民 | 加拿大永久居留權、香港身份證 | 香港/加拿大 |
| 鄧家貴(姐夫) | 中國公民 | 加拿大相關 | 香港/加拿大 |
| 齊安安(二姐) | (已放棄/雙重) | 澳大利亞國籍 | 澳大利亞 |
| 吳龍(姐夫) | 中國公民 | 澳洲身份 | 澳大利亞 |
| 習遠平 | 中國公民 | 香港永久居民、澳洲永久居留 | 香港/北京/成都 |
| 張瀾瀾(弟媳) | 中國公民 | (部分爆料稱有海外身份) | 香港/北京 |
這種分佈展現了一個清晰的戰略邏輯:權力留在國內,退路放在國外。無論政治風向如何變化,家族始終擁有合法的離岸避風港。
商業上的「戰略性切割」(2012-2014)
在2012年習近平接班前夕,整個家族執行了高密度的商業脫鉤:
- 齊橋橋與鄧家貴:在大連萬達香港上市前夕,以相對低價清空股份。據王健林回憶,鄧家貴此舉「犧牲了巨大經濟利益」。
- 跨行業切割:家族成員密集清空了在稀土、電信、房地產、投資公司的持股,鄧家貴註銷了名下多家海外聯屬公司。
- 規模化清倉:據彭博社統計,家族在2012-2014年間退出了至少十家大型企業,涵蓋採礦、房地產、貿易、投資等領域。
- 習遠平:在2007-2012年間就已將上海、深圳的所有直接業務全部「斷網式」清空,達成了「白紙化」的最高境界。
這種「主動止盈」並非單純的商業決定,而是為了在反腐運動中賦予習近平「六親不認」的道德制高點。
「一家兩制」的三大金律
通過對家族佈局的全面分析,可以總結出習家風險對沖的「三大金律」:
金律一:地理與法理分散——跨國境佈局,利用不同法系建立避風港。
金律二:身份多元化與隱形化——通過非官、非民的灰色地帶(如習遠平模式)靈活操作。
金律三:政治資本優於商業資本——在權力博弈的關鍵時刻,主動止盈商業利潤,以換取絕對的政治安全。
這套金律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習仲勳晚年留給子女的告誡:「如果你們要從政,就留在地方,離中南海越遠越好。」——而習遠平正是這條告誡的最忠實執行者。
第十章:結語——當「血緣帝國」走向歷史的盡頭
習遠平角色的歷史定位
縱觀習遠平的人生軌跡——從1962年的探監少年,到1978年的洛陽外院情報生,到1986年的香港下海者,到2007年的環保協會會長,到2014年的家族公關操盤手,到2025年北京貴賓樓合影正中央的「遠親王」——他完成了中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角色塑造:
他是中共最高領導人最徹底的「政治分身」。
毛澤東沒有,鄧小平沒有,江澤民沒有,胡錦濤更沒有。只有習近平,在執政的第二個十年構建了這樣一個由親兄弟擔任的「影子權力中樞」。
「家族信任」如何吞噬「制度信任」
習遠平的崛起,本質上反映了一個深刻的制度悖論:當習近平在表面上將黨的權威推向歷史峰值(「兩個確立」、「兩個維護」)的同時,他對黨的真實組織體系卻喪失了基本信任。
當中組部不可信、軍委不可信、政治局不可信、紀委不可信、外戚不可信,最後可信的只剩下血緣時,中共已經完成了從「列寧主義政黨」向「血緣防禦帝國」的徹底質變。
習遠平的存在,是這場制度退化的最直觀症狀:
- 他以非正式身份凌駕於政治局成員之上——這是「名不正則言不順」的暗箱操作。
- 他主導的「親王推薦」成為晉升的至高捷徑——這是技術官僚晉升體系的崩塌。
- 他作為與軍中紅二代的唯一橋樑——這暴露了最高層對軍方的全面失控。
- 他控制的15萬億金融帝國——這是國家機器被「家族私化」的鐵證。
家族政治的內在脆弱性
但這套體系本身具有深刻的內在脆弱性。
脆弱性一:個體依賴。整個系統的穩定性高度依賴於習近平與習遠平兩兄弟的健康、判斷力與相互信任。任何一方的閃失,都可能引發連鎖崩塌。
脆弱性二:合法性赤字。當「親王推薦」成為晉升標準,技術官僚的工作積極性被系統性摧毀,基層出現大規模「躺平」與怠政潮——這已在2024-2026年的中國基層治理中清晰顯現。
脆弱性三:紅二代的反彈。胡德平、鄧朴方、劉源等紅色家族領袖的集體缺席、200名紅二代聯名上書要求接班人——這表明習家「一家獨大」的策略已激起了紅色貴族集團內部的強烈反彈。當習遠平作為「最後的橋樑」也無法說服這些家族時,習家的政治孤立將從體制邊緣蔓延到血緣內環。
脆弱性四:歷史的反噬。習仲勳晚年最自豪的政治遺產是「我一輩子沒整過人」——這是他留給子女最重要的精神資產。然而,習近平為了鞏固權力而徹底摧毀了父親留下的「政治寬容」遺產。習遠平用一杯酒、一個花圈、一篇紀念文章守住了家族的「人情味」,但這種人情味與兄長的鐵腕統治本質上是矛盾的。當這種矛盾積累到臨界點時,「柔性」也無法繼續為「剛性」買單。
歷史的兩種可能
站在2026年的時點上,習遠平的「影子帝國」面臨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可能:
可能一:帝國延續。習近平在二十一大上實現第四個任期,習遠平的權力進一步制度化,劉國中、林濤、胡和平等「親王推薦」官員全面進入最高決策層,中國徹底走向「家天下」的鐵幕政治。
可能二:帝國崩塌。紅二代的反彈持續發酵,軍方紅二代與元老聯合對習家施壓,最終迫使習近平交出部分權力。在這種情況下,習遠平作為「家族影子」的所有優勢都將反轉為被攻擊的弱點——他的15萬億帝國、香港-澳洲身份、白手套網絡、影子人事權,每一項都將成為新權力結構清算他的彈藥。
最後觀察
在中共九十多年的政治史上,從未有過一位最高領導人如此公開、如此徹底地依賴自己的胞弟。這種家族政治的回歸,標誌著中國政治走到了一個高度危險的「相位轉換點」。
習遠平用三十年的隱忍與圓融,從一個探監少年成長為「中國第一影子人」。但歷史的諷刺也許正在於此:他用「柔性」守住的家族人情味,恰恰成了「剛性」帝國最後的合法性來源;而當這個帝國坍塌時,最先被清算的,往往就是那些最隱秘、最深處的影子。
「御弟」習遠平的故事,遠未結束。在中國通往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乃至更遠歷史節點的道路上,這位站在北京貴賓樓飯店第二排正中央的男人,將繼續以他特有的微笑、低調與圓融,書寫紅色家族最後的、也是最戲劇性的篇章。
無論結局如何,他的存在本身,已經為「現代中國究竟是怎樣一個政體」這一根本性問題,提供了一個無比清晰、卻又無比沉重的答案——
這是一個由家族信任維繫的、由血緣防禦支撐的、外披馬克思列寧主義外衣的紅色王朝。
而王朝的命運,從來不會比它的家族更長久。
本文綜合公開資料、海外華語媒體報導、體制內爆料人(蔡慎坤、胡力任、文昭等)的近期披露,以及維基百科、BBC、紐約時報、自由亞洲電台、大紀元、聯合早報、明鏡等多元信源交叉印證。部分人物關係與細節屬於海外政治觀察界的廣泛流傳版本,並非全部經官方證實,讀者宜以理性審視的方式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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