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白到《撒旦的探戈》中歐荒誕傳統與東方哲思 深度批判極權主義
【黃清著筆】2025年10月9日，瑞典學院宣布將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桂冠授予匈牙利作家卡勒斯納霍凱．拉斯洛（Krasznahorkai Laszlo），表彰他「在末日般恐懼的氛圍中，透過極具感染力與前瞻性的創作再次彰顯藝術的力量」。這項殊榮不僅是對卡勒斯納霍凱個人卓越文學成就的肯定，更是對他數十年來透過筆觸，深刻揭示共產主義制度對人性、社會及文化所造成的深層創傷與影響的褒獎。卡勒斯納霍凱的作品，尤其是其代表作《撒旦的探戈》，以其獨特的荒誕主義與怪誕風格，為讀者呈現了一幅幅共產主義統治下社會衰敗與個體掙扎的末世圖景，使其成為理解20世紀中歐歷史變遷不可或缺的文學之聲。
在共產主義陰影下成長的見證者
卡勒斯納霍凱於1954年出生在匈牙利，成長於一個中產階級猶太家庭。他的童年和青年時期，完全籠罩在共產主義政權的統治之下。這段親身經歷，而非僅是道聽途說，為他日後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最真實、最深刻的素材。與許多僅從理論或歷史文獻中了解共產主義的作家不同，卡勒斯納霍凱能夠將生活在一個高度控制、物資匱乏、精神壓抑的社會中的切身感受，轉化為具有普世意義的文學表達。
他最初修習法學，後改攻讀匈牙利語言及文學，這段學術背景或許賦予了他對社會結構、權力運作以及語言表達的獨到見解。他曾擔任小鎮圖書館管理員與出版社編輯，這些早期經歷不僅讓他有機會接觸並消化大量的文本與思想，為其日後的創作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底蘊，也讓他更深入地理解了社會的基層脈動。
1980年代，卡勒斯納霍凱移居西柏林，這段經歷讓他得以從一個新的視角回望故土，以更為宏觀和批判的眼光審視共產主義制度。移居後的廣泛旅行，包括多次前往中國的經歷，不僅為他汲取了新的創作靈感，也使得他對不同文明在面對現代化、集權統治時的文化衝擊與精神困境有了更為廣闊的理解。這些經歷共同塑造了他對現實「審視至近乎瘋狂的程度」的創作態度，使其作品充滿了對人類境遇的深刻反思。
《撒旦的探戈》：共產主義瓦解前的悲歌
1985年，卡勒斯納霍凱出版了小說處女作《撒旦的探戈》（Sátántangó），這部作品一經問世便一炮而紅，不僅為他贏得了廣泛關注，更成為他文學生涯的里程碑。它不僅被改編成經典電影，也為他日後拿下國際布克獎奠定了基礎，從此將這位匈牙利作家推向了國際舞台。瑞典學院在頒獎詞中特別提及，該小說「以極具暗示的語言描繪共產主義垮台前的匈牙利鄉村，一群住在廢棄集體農場貧困居民的生活」。這句話精準地概括了《撒旦的探戈》在揭示共產主義本質方面的核心作用。
小說的背景設定在匈牙利一個偏遠而荒涼的村莊，故事發生在共產主義政權即將土崩瓦解之際。這個村莊曾是共產主義集體化運動的產物——集體農場。在共產主義統治初期，政府強制沒收農田，成立集體農場，試圖通過集體勞動實現農業生產的社會主義轉型。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集體農場逐漸偏離了最初的理想，到了1989年共產主義落幕時，許多集體農場已成為管理不善、效率低下、貧困潦倒的象徵。它們不僅是經濟上的失敗，更是社會結構崩潰和精神信仰瓦解的縮影。
《撒旦的探戈》正是以這樣一個廢棄的集體農場為舞台，描繪了一群被困其中的貧困居民的生活。這些人物在絕望中掙扎，在無望中等待。他們等待著某種「奇蹟」的降臨，等待著一個能夠改變現狀的救世主。然而，這種等待本身就是一種詛咒。卡勒斯納霍凱借用卡夫卡的座右銘——「若此，我將因等待而錯過奇蹟」——精闢地揭示了這些人物的悲劇命運。他們將希望寄託於外在的、虛無縹緲的力量，卻因此錯失了自我救贖、改變命運的機會。這種「等待」的狀態，正是共產主義制度下普通民眾普遍的精神困境：他們被剝奪了主動性，被訓練成被動的接受者，在漫長的等待中消磨了意志和生命。
小說的敘事結構也極具特色，被稱為「探戈」式的結構，即前進與後退的交替。這種結構不僅模仿了探戈舞步的節奏，更深層次地象徵了共產主義社會中時間的停滯、歷史的循環和希望的幻滅。在一個沒有真正進步、只有不斷重複和消耗的社會中，人們的生命如同被困在一個永恆的探戈舞池中，徒勞地重複著相似的動作，卻無法擺脫宿命的牽引。這種結構強化了作品的荒誕感和末世氛圍，使讀者身臨其境地感受到那種無望的循環。
《撒旦的探戈》的影響力也延伸至華語世界。中國大陸譯者余澤民曾翻譯多本卡勒斯納霍凱的作品，包括《撒旦的探戈》的中文譯本。值得一提的是，該作品的繁體中文版也採用了余澤民的譯本，並為貼近台灣讀者的語彙習慣進行了細緻調整。
極具感染力的「催眠式」風格
卡勒斯納霍凱的文學風格是其揭示共產主義問題的強大工具。瑞典學院稱其創作風格「貫穿卡夫卡至伯恩哈德的中歐傳統，以荒誕主義與怪誕為特色」。他偏好使用冗長句子且極少分段的寫作方式，這使得他的作品在閱讀上極具挑戰性，甚至被部分讀者貼上「強迫症」的標籤。然而，這種看似「繁瑣」的風格卻是其藝術表達的精髓所在。
這些綿延不絕的長句，營造出一種窒息、壓抑的閱讀體驗，如同一個被困在密閉空間中的人，難以喘息。它迫使讀者沉浸在文本所構築的氛圍中，無法輕易抽離，從而身體化地感受到共產主義制度下那種無處不在的壓抑感和精神困境。這種風格也反映了人物內在意識的流動和混亂，以及社會現實的碎片化與無序。它不是對現實的簡單描摹，而是對現實進行了一種極度深入、近乎偏執的「審視」。
詩人兼卡勒斯納霍凱的英文翻譯希爾特斯形容他為「催眠作家」，他能夠「將你吸入他所召喚的世界中，並在你內心產生回響直到這成為你自己對秩序與混沌的看法為止」。這種「催眠式」的寫作力量，使得讀者不僅是在閱讀一個故事，更是在體驗一種生命狀態，一種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所塑造的集體意識。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絕望的農民、虛偽的領導者，還是渴望逃離的年輕人，都在這種風格的籠罩下顯得更加真實而立體，他們的困境也因此更具感染力。
《天下浩劫》討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喪失和消亡
卡勒斯納霍凱對共產主義的批判並非僅限於匈牙利或東歐。他的作品展現了更為廣闊的視野。例如，2004年他完成了半小說半紀實的作品《天下浩劫》，討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喪失和消亡。這部作品將他的批判延伸到更廣泛的語境，探討了在現代化進程和特定政治體制下，傳統文化如何被侵蝕、被遺忘，以及這種文化斷裂對一個民族精神的深遠影響。這表明卡勒斯納霍凱關注的並非僅是某一特定共產主義政權的表象，而是其背後潛藏的、具有普世意義的關於權力、文化、個體命運的哲學思考。
卡勒斯納霍凱對中國文化的熱愛，成為他「跨越國界的批判與東方視野」中極為獨特的一筆。瑞典學院曾指出，卡勒斯納霍凱「將目光投向東方，展現出更為深沉與細膩的基調」。這不僅體現在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入探討，更表現在他對中國古典思想家和詩人的迷戀上。
1991年起，他曾以記者身份多次前往中國，並特別以唐代詩仙李白為主題撰寫專題報導。他的中國大陸譯者余澤民曾回憶，卡勒斯納霍凱在尋訪李白足跡的過程中，足跡遍布逾10座城市，對李白詩歌中那種超脫世俗的浪漫主義與對自由的嚮往深深著迷。他不僅熱愛李白，對中國哲學經典《道德經》也推崇備至，從中汲取了對世界和人生的獨特理解。卡勒斯納霍凱曾稱中國是「世界上僅存的人文博物館」，這句話充滿了對傳統文化遺產的珍視，也間接表達了對現代化進程中文化流失的惋惜。甚至在返回匈牙利後，他還要求家人改用筷子進餐，足見其對中國文化的深厚情感與身體力行的融入。這種對東方智慧的嚮往，或許是他對西方現代性及其所帶來的各種政治社會問題的一種反思和超越，為其作品增添了更為豐富的哲學層次。
貝拉．塔爾的影像化呈現
卡勒斯納霍凱的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廣泛的國際聲譽，除了其本身的深度和力量外，與匈牙利電影大師貝拉．塔爾（Béla Tarr）的長期密切合作也密不可分。塔爾成功將卡勒斯納霍凱的《撒旦的探戈》改編為長達7小時的電影，這部黑白影像的史詩級作品，以其緩慢的節奏、冗長的鏡頭和壓抑的氛圍，完美地捕捉了原著小說中那種末世般的絕望與等待。
塔爾的電影語言與卡勒斯納霍凱的文學風格形成了奇妙的共鳴。除了《撒旦的探戈》，兩人幾乎在塔爾的重要作品中都保持了緊密合作，卡勒斯納霍凱不僅是小說家，也擔任了這些電影的編劇，包括《鯨魚馬戲團》（Werckmeister Harmonies）、《來自倫敦的男人》（The Man from London）以及《都靈之馬》（The Turin Horse）等。這些跨媒體的藝術創作，讓卡勒斯納霍凱對共產主義社會衰敗的文學描繪，轉化為一種可視、可感的現象學體驗，使得更多不熟悉匈牙利歷史和文化的觀眾，也能透過影像的語言，感受到那種深沉的悲劇力量。
文學獎項的疊加效應與當代意義
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卡勒斯納霍凱已是國際文壇的常客，其卓越成就早已備受矚目。他於2015年獲得國際曼布克文學獎殊榮，並在2018年憑藉短篇小說集《世界在前進》再次獲得該獎提名。正如時報總編輯胡金倫所指出的，諾貝爾文學獎連續三年頒給曼布克獎得主，包括去年的南韓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這使得曼布克獎已然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風向球。這些國際獎項的疊加效應，使得卡勒斯納霍凱的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全球範圍內傳播，讓更多讀者得以接觸並理解他對共產主義的深刻反思。
卡勒斯納霍凱的獲獎，不僅是對其個人創作的最高肯定，更凸顯了文學在記錄歷史、反思人性、批判社會方面的巨大價值。他的作品超越了單純的政治批判，深入探討了極權主義制度如何侵蝕個體尊嚴、扭曲人性、摧毀希望。在當今世界，各種形式的威權主義和社會問題依然存在，卡勒斯納霍凱筆下那種「末日般恐懼的氛圍」和對人類困境的深刻洞察，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警示作用。
總而言之，卡勒斯納霍凱．拉斯洛以其獨特的文學天賦、深刻的歷史洞察和對人類命運的悲憫情懷，為世界文學寶庫貢獻了不朽的篇章。他用筆觸解剖了共產主義制度的深層創傷，揭示了其對個體精神和社會肌理的長期影響。他的作品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對人類自由、尊嚴和希望的深情呼喚，證明了藝術在任何時代都能夠穿透黑暗，發出真理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