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view中南海秘聞】中共高層政治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權力天平重塑。根據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的深度分析，這場劇變的核心，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之間日益白熱化的權力鬥爭。蔡霞教授指出，這場鬥爭不僅深刻影響了「黨指揮槍」這一中共建黨以來奉行的核心原則，更在黨內元老勢力的巧妙介入下，形成了一種脆弱且充滿矛盾的「恐怖平衡」局面。
本篇深度評析將綜合並闡述蔡霞教授的觀點，系統性地剖析這場權力鬥爭的歷史脈絡、現實表現，及其對中共權力結構、政治運作模式與統治穩定性所帶來的深遠挑戰。
中共「黨指揮槍」原則的歷史演變與當前挑戰
中共自其建黨之初，便將武裝力量視為奪取和鞏固政權的根本保障。毛澤東那句「槍桿子裡邊出政權」的論斷，深刻揭示了軍隊在中共政治中的核心地位。透過三灣改編等一系列制度建設，中共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即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成為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然而，這一原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具體實踐和內涵卻經歷了顯著的演變。
毛澤東時代：絕對的「黨指揮槍」
在毛澤東時代，黨和軍隊的關係是絕對的「黨指揮槍」。毛澤東本人身兼黨的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這是中共對軍隊領導的「絕不容搖」的原則。毛澤東的個人權威與黨的最高權力高度綁定，使得軍隊成為其鞏固個人統治和推行政治路線的堅實支柱。即使是軍隊高層，如十大元帥之一、曾任國防部長的林彪，當其試圖挑戰毛澤東的權威時，最終也以慘敗告終，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鮮明地體現了在毛澤東時代，黨的權威（實質上由毛澤東個人意志體現）對槍桿子的絕對控制，軍隊完全是黨的工具，不具備獨立的政治決策權。
鄧小平時代：「槍壓著黨」的特殊局面
到了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後），黨軍關係出現了顯著的變化，演變為一種特殊的「槍壓著黨」局面。鄧小平在毛澤東後期復出時，曾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長，掌握軍權。在與當時公認的黨主席華國鋒的權力博弈中，儘管華國鋒在名義上擁有最高黨職，但由於鄧小平掌握軍權，最終華國鋒黯然下台。這一事件表明，在特定歷史時期，誰掌握了槍桿子，誰就能在黨內鬥爭中佔據上風，甚至決定黨的大局。
為了適應鄧小平的權力地位，中共黨章也進行了相應修改。1982年黨章規定中央軍委主席須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產生；然而，在鄧小平退出中央委員會後，1986年的十三大黨章取消了中央軍委主席必須由常委產生的限制，這使得鄧小平即使以普通黨員身份，仍能擔任掌管槍桿子的中央軍委主席，繼續對軍隊保持絕對控制，並藉此影響黨的決策。
「八九六四事件」是「槍壓著黨」這一局面最為鮮明的體現。當時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堅決反對軍隊進城鎮壓學生運動，拒絕在軍令上簽字。然而，鄧小平作為中央軍委主席，憑藉手中掌握的軍權，能夠調動數十萬部隊進京實施鎮壓。趙紫陽最終被槍桿子剝奪了總書記職務並被軟禁至死。這說明槍桿子在關鍵時刻聽從的是黨內強勢人物鄧小平的意志，而非黨中央總書記的意志。八九事件之後，黨章再次修改，加上了「軍委主席負責制」，這一制度與「集體領導」相矛盾，使得全國武裝力量集中掌握在軍委主席一人手中，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構成了潛在的威脅。
習近平時代初期：權力的再集中與當前挑戰
習近平上台後，深知軍權對於鞏固自身地位的重要性。他透過大規模的軍中反腐（如處理徐才厚、郭伯雄等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一系列旨在「拆廟換菩薩」的軍隊改革，初步掌握了軍權。這些舉措旨在清除前任領導人留下的軍隊勢力，並將軍隊置於其絕對控制之下。在2018年的改革中，習近平將武警、特警、邊防警等武裝力量收歸中央軍委指揮，進一步強化了對所有武裝力量的掌控。然而，與毛澤東和鄧小平不同，習近平缺乏真正的軍隊根基，其權力更多是透過制度設計和政治清洗來實現的。
當前（2023年至今），中共黨軍關係再次面臨嚴峻挑戰，體現為習近平與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之間日益激烈的內部鬥爭。這場鬥爭的發展，使得習近平時代初期所建立的權力集中局面開始鬆動，並將「黨指揮槍」原則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複雜境地。
習近平與張又俠的權力鬥爭：從猜忌到「恐怖平衡」
習近平與張又俠之間的權力鬥爭並非空穴來風，它牽涉到習近平的「過河拆橋」手段、黨內權力分配的深層矛盾，以及一系列關鍵事件的激化。
鬥爭緣起與導火索
習近平對張又俠的猜忌由來已久。他擔心張又俠既能支持他連任，將來也可能利用槍桿子威脅他的總書記權威。這種擔心並非沒有根據，歷史上鄧小平的例子便是前車之鑑。隨著習近平權力鞏固，他開始對曾經幫助他上位的盟友進行清洗，這便是所謂的「過河拆橋」。
2023年7月，軍紀委發布了關於檢舉揭發2017年10月以後軍隊裝備採購貪腐線索的通告。由於張又俠在2017年9月之前擔任裝備部長，這個時間線被普遍解讀為習近平向張又俠發出的明確警告，猶如一把「達姆克利斯之劍」懸在張的頭上，意圖利用反腐手段削弱乃至清除張又俠。隨後，火箭軍高層的清洗，更是將這種鬥爭公開化和白熱化。
習近平健康危機：關鍵轉折點
這場鬥爭的關鍵轉折點發生在2024年7月，習近平在二十屆三中全會期間被傳出中風（重風），一度無法處理政務。由於中共黨內沒有明確的制度性規定來處理總書記無法理事的情況，這次突如其來的健康危機，立即成為黨內權力鬥爭的一個重要契機。它打破了習近平對權力的絕對壟斷，使得黨內出現了權力真空和不確定性，為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提供了空間。
權力動態轉變：習權力削弱，張實權增強
習近平的健康危機以及隨後黨內各方的博弈，導致了權力動態的實質性轉變。儘管習近平在體制上仍保有黨的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職位（名義權力），但他在軍隊中的實際權力已被大幅削弱。他對軍隊事務的干預變得相對困難，對軍隊高層的掌控力也大不如前。
與此同時，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在軍隊中的實際權力卻有所提升。這場鬥爭實質上是張又俠對習近平在軍隊中的親信勢力進行清理的過程。例如，在處理苗華、何衛東等九名上將的事件中，國防部搶先官宣（這嚴重違反了中央委員會幹部的官宣規定），且未受追究。這一事件被普遍解讀為張又俠及其支持者對習近平親信的清洗，旨在「逼宮」，迫使中央全會正式處理軍隊人事問題，以鞏固清洗成果。這種現象表明，張又俠背後有習近平不能輕易動搖的力量在支持他，使得他在軍隊事務上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和影響力。
「恐怖平衡」的確立與表現
習近平與張又俠之間最終形成了一種「恐怖平衡」。這意味著張又俠難以徹底扳倒習近平，因為習近平仍然佔據體制上的優勢，保有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權威，沒有制度依據，張又俠無法單獨免去習近平的職務。同時，張又俠本人也秉持著「反習不反黨」的底線，不願搞翻整個共產黨這艘「大船」。然而，習近平也難以輕易將張又俠清除，因為張又俠已在軍隊中積累了足夠的實際權力，並得到了黨內元老勢力的支持。
這種黨和槍的關係陷入了互相制約（「軍立敵」）的狀態。它表現為習近平對軍隊的指揮力被大大削弱，而張又俠則在軍隊內部擁有較大的自主權，甚至可以主導對習近平親信的清洗。這種不穩定的平衡狀態，預計不會結束，內鬥的激烈程度甚至可能逐步升高。在雙方勝負未定的情況下，中央委員和地方諸侯不敢貿然站隊，使得整個政治局勢更趨複雜和膠著。
黨內元老勢力的關鍵介入與「投鼠忌器」策略
習近平的健康危機和與張又俠的權力鬥爭，為被長期監控的黨內元老們提供了介入黨內事務的難得契機。他們在習張鬥爭中扮演了重要的制衡與協調角色，其行為的核心考量即是「投鼠忌器」的顧慮。
元老介入的動機：「保黨」與對習的不滿
元老派的核心動機在於「保住中共的大船不翻」。他們認為習近平在過去十多年中將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搞得「一塌糊塗」，不斷倒退回毛澤東時代，其政策已經嚴重威脅到黨的根本利益。他們擔心習近平繼續「胡作非為」會把國家和黨搞翻船。
習近平在2024年7月三中全會期間中風（失能），使黨內陷入「無主」狀態，這提供了一個契機，讓老幹部們得以出面主持黨內大局。他們需要解決緊迫的經濟政策調整和社會民生挽回等問題。更深層次的動機是，元老們恐懼社會失控，擔心一旦黨內的鬥爭導致局面失控，中國社會可能會很快爆發動亂。他們深知「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因此極力避免黨內發生讓社會不安的局面，他們的核心利益是維護中共的統治穩定與體面。
「投鼠忌器」的深層顧慮
元老派的策略基於「投鼠忌器」的原則，他們既要制約習近平，又要避免把中共這個「器皿」打翻。在這個語境中，「鼠」指的是習近平，而「器」指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大船」或其統治地位。元老們不希望習近平和張又俠之間的內鬥演變成你死我活的「火拼」，導致整個黨內部分裂、撕開臉面，讓外界看到中共的統治地位和「大船」翻覆。他們希望鬥爭能被約束在一定範圍內，以保持中共表面的團結和體面。
元老介入的策略與具體行動
- 藉力張又俠製約習近平： 元老們需要一股力量來制約習近平，而張又俠作為掌控軍權的一方，被視為一個「可以制約習近平的很重要的一支力量」。他們在一定時期內支持張又俠，使其能夠清理習近平在軍中的親信，藉此削弱習的實權。對於軍方（國防部）搶先公布九上將落馬消息這種違反黨內制度規定的行為，元老們選擇「當沒看見」，採取了「不追究」的態度。
- 協調與平衡雙方權力： 元老們的影響力變成了習近平和張又俠雙方都需要藉助的力量。習近平也需要元老們的幫助，藉助他們的力量來制約張又俠。在2024年10月的國慶晚宴上，老常委（如溫家寶和李瑞環）坐在習近平兩側，這被視為習近平需要藉助元老力量制約張又俠的舉動，同時也給了元老們參與黨內事務的機會。
- 安插人事，為未來佈局： 元老們推動了重大人事調動，例如將中央黨校出身、熟悉幹部隊伍的史太峰調至中組部。這被視為不僅是眼前的制約措施，還是在為二十一大做準備，以應對習近平未來的權力交接問題。
- 制度化干預： 習近平生病後，黨內成立的中央決策協調機構被認為是元老們得以名正言順參與黨內事務的一個平台。此外，黨內媒體也開始重新強調「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試圖恢復被習近平破壞的黨內制度和規矩。
對張又俠的制約與「反習不反黨」底線
儘管元老支持張又俠以制約習近平，但他們也對張又俠有所制約。元老們最擔心的是鬥爭升級導致整個「共產黨大船」翻覆。他們希望協調雙方關係，以確保習近平能「體面下台」，維持中共統治的穩定和表面上的團結。例如，張又俠雖然能讓張聲明被提升為軍委副主席，但未能讓他進入政治局（未能佔據軍方在政治局的既定席位），這顯示了黨內高層對軍方擴權的制約。張又俠的底線是「反習不反黨」，他的行動被認為是「清軍策」，旨在保護自己和軍隊，但不願搞翻共產黨這艘大船。這種底線意識也限制了雙方的惡鬥程度，形成了不至於撕破臉的平衡狀態。
習張鬥爭對中共高層政治平衡的深遠影響
習近平與張又俠之間的鬥爭，在黨內元老勢力的介入下，對中共高層政治平衡產生了深遠而複雜的長期影響，這些影響主要體現在權力結構的實質轉變、黨指揮槍原則的實質弱化，以及黨內高層鬥爭模式的史無前例變化。
「黨指揮槍」原則的實質性弱化
這場鬥爭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對中共核心原則「黨指揮槍」的實質性弱化。在毛澤東時代是絕對的「黨指揮槍」，鄧小平時代是「槍壓著黨」（強勢個人掌握軍權），而目前習張之間的「恐怖平衡」，則使得黨和槍處於「軍立敵」（相互對峙）的平衡狀態。這是一種對中共核心原則的實際顛覆，因為軍隊不再完全聽命於黨的最高領導人，而是呈現出相對獨立的權力制衡姿態。儘管習近平在2018年將武警、特警、邊防警等武裝力量收歸中央軍委指揮，但由於軍權實質上不在他手中，他缺乏可供調度的力量。此外，有跡象表明，習近平的親信曾試圖組建一支脫離現有軍隊建制的「私家軍」來制衡，這支私家軍的組織行為，事實上也是對現有黨軍建制的一種脫離，進一步加劇了「黨指揮槍」原則的鬆動。
名義權力與實際權力的分離
「恐怖平衡」的形成意味著習近平（黨的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張又俠（軍隊實權掌握者）之間形成了相互制約的僵持局面。這導致了名義權力與實際權力的嚴重分離。習近平在體制上仍佔據優勢，擁有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權威，但在軍隊這一塊，他的實際權力卻大大削弱，難以插手軍隊事務。相反，實際權力（實權）落在了張又俠手裡，尤其是在軍隊事務上。這種分離使得中央領導人對軍隊的絕對控制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也使得最高領導人的權威面臨實質性的削弱。
高層鬥爭模式的歷史性變化
習張之間的鬥爭打破了中共歷史上的慣例。在過去，無論是處理林彪、趙紫陽還是華國鋒，黨內鬥爭都是在勝負已定、大局已定的情況下召開會議。然而，這次四中全會卻是在勝負未定、雙方仍在相互博弈的過程中召開，這是中共黨軍關係歷史上頭一回出現的情況。這種模式的變化，預示著中共高層鬥爭將更具公開性、持續性和不可預測性。
中共統治穩定性的深層挑戰
習張鬥爭使中共高層政治平衡進入了一個極為複雜的時期。這種不穩定的平衡狀態，預計不會結束，內鬥的激烈程度甚至可能逐步升高。在雙方勝負未定的情況下，中央委員和地方諸侯不敢貿然站隊，形成一種「諸侯觀望」的局面。這種情況與過去處理林彪、趙紫陽等事件時（都是大局已定後才開會）截然不同。隨著情勢變得越發複雜，連習近平身邊的親信也可能開始各自尋找後路，出現「樹倒猢猻散」前的動盪。黨內元老的干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最壞的局面，但也使得高層政治的權力分配更加多元和複雜，加劇了未來政治走向的不確定性。
習近平與張又俠之間的權力鬥爭，在黨內元老勢力的巧妙干預下，已將中共的黨軍關係推向一個史無前例的「恐怖平衡」狀態。這不僅實質性地弱化了「黨指揮槍」原則，使得軍隊不再是最高領導人可以絕對掌控的工具，更使得中共高層權力結構變得極其複雜和不確定。
這種局面深刻地挑戰了中共長期以來所宣稱的「團結統一」和「集中領導」。名義權力與實際權力的分離，以及黨內元老在幕後的積極運作，使得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約。未來的中共高層政治，很可能將在這種脆弱的平衡中持續內耗，鬥爭的烈度可能逐步升高。這不僅會對中國的內政外交產生深遠影響，也使得外界對中共統治的穩定性和未來走向產生更深的疑慮。這場權力鬥爭的最終結果，將決定中共「大船」的航向，甚至其是否能夠繼續航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