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view國際觀察】一樁剛被英國檢方戲劇性撤銷的間諜指控，不僅讓英國政壇陷入震盪，更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列中共第五號人物的蔡奇推向了風口浪尖。這起案件，表面上是兩名英國研究人員涉嫌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實質上卻揭示了中共情報活動對西方社會的深層滲透，以及其在國際舞台上施加政治影響力的潛在能力。儘管檢方以「證據不足」為由撤銷指控，但英國政界和部分觀察人士的憤怒與疑慮，指向的正是中共這一不容忽視的威脅。
直指中共核心的間諜指控：蔡奇的特殊角色
這起案件的核心，是英國皇家檢察院（CPS）在2024年4月提出的嚴峻指控：一名「中國共產黨高級成員兼政治局常委」曾從兩名被控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英國研究人員——克里斯托弗·貝里（Christopher Berry）和克里斯托弗·卡什（Christopher Cash）——處獲取「政治敏感信息」。隨後，英國《衛報》於10月2日確認，這位被指控的中共高官，正是習近平的親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
蔡奇在中共體制中的地位非同尋常。作為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一，他位列第五，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更關鍵的是，他同時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這一職務讓他實質上成為了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大總管」或「幕僚長」，掌握著中共核心機密和運作的關鍵樞紐。這種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得任何與他相關的情報指控，都帶有極高的敏感性和嚴重的國家安全意味。
根據英國皇家檢察院的指控細節，在2021年12月至2023年2月期間，「一名中國情報人員」委託旅居中國的英國研究員貝里撰寫了至少34份報告。這些報告的情報來源被鎖定為貝里的朋友卡什，當時卡什在英國議會為「中國研究小組」工作。這個小組由對北京持懷疑態度的保守黨議員組成，其工作本身就涉及對中國政策的深入研究和討論，因此，從中獲取的任何信息都可能對中共具有情報價值。英國皇家檢察署堅信，這些情報最終被轉交給了蔡奇。
儘管貝里和卡什始終堅稱自己清白，但指控本身已足以讓英國政界如臨大敵。這不僅僅是兩名公民涉嫌間諜活動的問題，更是中共情報網絡可能已深入英國核心政治機構的嚴重警告。如果指控屬實，這將是對英國國家安全和民主制度的公然侵犯。
檢方撤案引發的憤怒：證據不足的疑雲與政治干預的猜測
然而，這起備受矚目的間諜案卻在2025年9月15日迎來了令人錯愕的轉折。英國皇家檢察院突然宣布，以「相關證據已無法滿足定罪所需的證據標準」為由，撤銷了對貝里和卡什的所有指控。這意味著，檢方認為不再存在現實的定罪可能性。
這一決定立即在英國政界和輿論中引發了軒然大波，普遍的「憤慨與失望」情緒瀰漫。英國皇家檢察院院長斯蒂芬·帕金森（Stephen Parkinson）在致影子內政大臣克里斯·菲爾普（Chris Philp）的信函中解釋了撤案原因，但他同時堅持強調，當初作出起訴決定時，相關證據是「確鑿充分」的。這種前後矛盾的說法，引發了外界對撤案真實原因的強烈質疑，尤其是在他極力否認曾受到任何政治壓力的背景下。
英國下議院議長林賽·霍伊爾（Lindsay Hoyle）罕見地公開表示對此決定「極為不滿」，甚至考慮對卡什和貝里提起私人訴訟，這足以顯示英國議會對此事的震怒和對國家安全的高度關切。內政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委員會主席更聯名致函帕金森，要求對撤銷指控的原因提供更為詳細的說明，因為其迄今的解釋「遠未達到此類重大案件應有的詳細程度」。這些反應清楚地表明，英國政界對檢方的解釋並不買賬，他們認為這背後必有蹊蹺。
對於此案的撤銷，一個強烈的聲音指向了中共的潛在施壓。大紀元時事評論員李林一便直言不諱地表示，英國皇家檢察署院長最終推翻此案的理由是「證據不足」，「無法令人信服」。他認為，那些受訪專家（指部分英國學者）的說法「等於幫中共開脫」，而「此事中共官方很可能介入施壓，才導致了目前的局面」。這種觀點認為，中共作為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權，完全有能力在國際層面施加影響，迫使英國檢方撤銷對其高層官員的指控，以維護其國際形象和政治權威。這種施壓可能通過外交渠道、經濟脅迫或其他隱蔽方式進行，其目的就是為了避免一個對中共極為不利的國際醜聞。如果這種推測屬實，那麼英國的司法獨立性已受到嚴重侵蝕，這將是對其國家主權和法治基石的巨大打擊。
專家：蔡奇作為情報「總頭子」的真實角色
面對部分英國學者對蔡奇直接接收情報可能性的懷疑，如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劉氏中國研究所所長凱瑞·布朗教授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曾銳生教授的觀點——即蔡奇這類高官「難以接觸」，「有更重要的事做」，且政治局委員與情報人員接觸「不典型」——我們必須從中共的特殊政治生態和情報運作模式來重新審視。
大紀元時事評論員李林一的分析，恰恰提供了理解蔡奇真實角色的關鍵視角。他指出，蔡奇與國家安全相關的關鍵身份是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安委）副主席。在中共體制中，國安委是國家安全的最高決策和協調機構，其副主席雖有多人，但實際掌握實權並負責具體操盤的，往往是習近平最信任的親信。李林一認為，蔡奇正是這個「情報總頭子」，而非李強或趙樂際等名義上的副主席。
從這個角度來看，蔡奇「接收」情報，絕非意味著他會親自與兩名英國研究員直接會面或通訊。這完全符合中共情報系統的層級運作模式：情報會通過多個下屬層級進行收集、整理、分析，最終匯報至高層決策者。蔡奇作為國安委的實際負責人，理所當然是這些「政治敏感信息」的最終接收者和決策者。因此，檢方最初指控蔡奇接收情報，並非指他直接參與了底層的情報收集，而是指他作為情報系統的最高負責人，獲得了這些情報。
如果以這種方式理解，那麼英國檢方最初的指控「證據確鑿充分」就顯得更加合理。這些證據可能指向的是情報傳遞鏈條的關鍵環節，證明情報最終流向了蔡奇所領導的情報機構高層。而部分學者僅從「蔡奇不可能直接接觸」的字面意義來質疑，反而可能忽略了中共情報系統的實際運作邏輯，進而「幫中共開脫」，讓西方對中共威脅的認識產生偏差。
中共流氓性的警示：西方對華認知的迫切提升
這起案件，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給英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敲響了警鐘。它不僅暴露了中共情報活動的滲透能力，更揭示了西方國家在對抗中共威脅時，可能存在的認知盲區和戰略短板。
首先，如果中共能夠通過施壓影響一個西方民主國家的司法程序，這將是對國際法治和主權原則的嚴重踐踏。這種「流氓性」的行為模式，正是時事評論員李林一所強調的，西方必須提高認識的方面。中共為了維護其政權穩定和國際形象，不惜動用一切手段，包括外交、經濟甚至隱蔽的政治影響力，來干預他國內政和司法獨立。
其次，英國政府自身對華認知的不足，使得其在應對中共威脅時顯得力不從心。正如時任外交大臣戴維·拉米（David Lammy）在「中國審計」中坦承，英國政府「對如何與中國打交道嚴重缺乏信心」。這種信心不足，源於對中共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和戰略意圖的理解偏差。如果連情報機構對中共的運作模式都存在誤判，那麼國家安全戰略的有效性將大打折扣。
再者，此案的撤銷，無疑是對所有試圖揭露中共情報活動和威脅的個人和機構的沉重打擊。它可能產生「寒蟬效應」，讓更多人對參與類似調查或舉報產生顧慮，從而進一步助長中共的囂張氣焰。
中共駐英使館聲稱相關指控係「完全捏造的惡意誹謗」，這種一貫的否認模式，恰恰是其「流氓性」的體現。面對確鑿的證據和合理的質疑，中共總是以強硬的姿態否認一切，並反咬一口，企圖混淆視聽，轉移國際社會的注意力。
西方世界應該直面中共威脅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蔡奇涉英間諜案的撤銷，絕非事件的終結，而是對英國乃至西方世界的一次嚴峻考驗。它迫使我們重新審視中共的本質，重新評估其對西方國家安全和民主制度構成的威脅。
英國政界和輿論的憤怒與失望是完全合理的。當一個涉及國家最高層級的間諜指控，在最初被認為「證據確鑿充分」的情況下，最終卻以「證據不足」為由撤銷，這背後的隱情絕非僅僅是法律技術問題。中共的潛在干預，以及其對西方社會施加影響力的能力，才是真正令人擔憂的焦點。
西方國家必須從這起案件中吸取教訓，深刻認識到中共的「流氓性」及其情報滲透的無孔不入。這不僅需要情報機構提升對中共運作模式的專業認知，也需要政府在外交、經濟和安全政策上採取更加堅定和果斷的立場。只有直面中共的威脅，摒棄不必要的平衡和天真的幻想，西方世界才能有效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民主價值和法治基石。這起案件，理應成為西方世界全面清醒，對抗中共威脅的轉捩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