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view國際觀察】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SIO）局長邁克·伯吉斯（Mike Burgess）近日發出震撼國際社會的嚴峻警告，指出澳洲正日益面臨來自與中國政府及軍方相關駭客組織的「高影響力破壞」風險。這一警告不僅揭示了澳洲國家安全面臨的直接威脅，更是中共在全球範圍內日益猖獗間諜活動的縮影，對國際秩序、各國主權以及全球經濟穩定構成了前所未有的系統性挑戰。伯吉斯強調，「前所未有的間諜活動」預示著未來五年內「網路驅動的破壞」威脅將持續升高，這種新型混合戰爭模式正在重新定義國家安全的內涵與邊界。
澳洲面臨的直接威脅：從掃描到破壞的戰略升級
在墨爾本的商業論壇上，伯吉斯以不容置疑的語氣明確指出，有一個「不難猜是哪一個」的國家正頻繁企圖掃描並滲透澳洲及其盟友的關鍵基礎設施。這些攻擊目標涵蓋了國家運作的核心命脈：水利系統、交通網絡、電信通訊以及能源供應等。這種行為的本質已從傳統的情報竊取，演變為對社會命脈系統的長期滲透與破壞能力預置，代表著威脅層級的根本性提升。
伯吉斯特別點名了兩個與中國政府情報部門及軍方有密切聯繫的駭客組織——Salt Typhoon和Volt Typhoon，這兩個組織的運作模式清晰展現了中共網路戰略的雙重目標架構。Salt Typhoon專注於情報蒐集，已成功入侵美國電信網絡，並正積極探測澳洲的電信基礎設施，旨在建立長期、隱蔽的存取通道，為中國提供持續的戰略情報優勢。
Volt Typhoon則代表了更具破壞性的威脅維度。該組織的行動意在製造實質性干擾與破壞，已深入滲透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網絡，並為未來可能的大規模破壞行動做好準備。伯吉斯明確警告：「是的，我們也看到中國駭客在探測我們的關鍵基礎設施。」這意味著澳洲的電力供應、飲用水系統、交通運輸樞紐以及通訊骨幹網路等核心設施，都可能已被這些國家級駭客組織深入摸清並植入惡意程式。
伯吉斯深入分析了威權政權愈發傾向於「破壞與摧毀」的戰略動機，指出這種攻擊旨在達成四重相互增幅的效應：
首先是「阻礙決策」——透過癱瘓關鍵基礎設施，在國家面臨危機時使政府難以有效統籌資源和及時應對，從而製造決策混亂和治理癱瘓。其次是「打擊經濟」——大規模基礎設施破壞可直接造成巨大經濟損失，擾亂供應鏈與市場信心，削弱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第三是「削弱戰力」——特別在軍事衝突或準戰爭狀態下，癱瘓通信、能源和交通系統可直接影響軍事行動和後勤補給能力。最後是「播下社會不和」——透過製造混亂和不信任感，動搖社會穩定和民眾對政府的信心，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效果。
為了讓公眾理解這種威脅的嚴重性，伯吉斯舉例說明即使是短暫的電信中斷也會造成巨大社會影響，並進一步設想了災難性情景：「試想如果某個國家關停所有網絡？或在熱浪期間切斷電力？或污染飲用水？或癱瘓金融系統？」他強調：「我不認為我們——我是指所有人——真正理解這可能有多麼具破壞性、多麼毀滅性。」
這些駭客組織的技術能力被伯吉斯形容為「極為精密，使用頂尖技術來尋找你的網絡、測試漏洞、攻擊數位之門並檢查數位鎖」。更令人擔憂的是他們的「潛伏式佈建」策略：「當他們滲透你的網絡後，會積極繪製系統地圖，並尋求保持持續且不被察覺的存取，以便在他們選定的時間與場合進行破壞。」這種長期潛伏能力使得預防和發現此類攻擊變得極其困難，一旦潛伏成功，對手就能在關鍵時刻發動精確的「定點打擊」，將網路威脅從單純的資訊竊取提升到國家級破壞性戰略武器層面。
經濟滲透與智慧財產權竊取的驚人規模
私營部門成為新目標
伯吉斯指出，當前間諜活動已「擴大其情報蒐集範圍」，不再僅限於傳統的政府或軍事目標。他們積極鎖定私營部門的專案、談判與投資資訊，試圖讓中國企業獲得不公平的商業優勢。這種經濟間諜活動的範圍涵蓋了澳洲的創新科技、商業機密和智慧財產權等核心競爭優勢。同時，大量客戶資料也成為攻擊目標，這不僅侵犯個人隱私，更可能被用於後續的網路釣魚、勒索或其他惡意活動。
經濟損失的量化評估
根據保守估計，僅在2023-24年度，間諜活動就導致澳洲損失高達125億澳元（約合82億美元），其中約20億美元的商業機密與智慧財產在一年內遭竊。這些驚人數字充分說明了中共間諜活動對澳洲經濟造成的巨大損害，遠超一般公眾的想像。這種損失不僅體現在直接的研發成本與市場份額流失，更深層地影響了投資信心與長期創新能力，對國家競爭力造成持續性傷害。
中共全球間諜活動的戰略背景與演進
歷史沿革與戰略轉型
中共的情報活動經歷了從意識形態鬥爭到服務國家發展的根本性轉變。習近平執政以來，「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的實施將民間科技企業、學術機構乃至普通公民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形成了「舉國體制」下的情報蒐集模式。這使得幾乎所有與中國有接觸的個人、企業和機構，都可能在不知情或被脅迫的情況下成為其情報網絡的組成部分，極大擴展了其情報觸角的覆蓋範圍。
多重戰略動機的交織
中共間諜活動的動機呈現多維度交織特徵，共同服務於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長期戰略目標：
經濟科技優勢追求： 透過大規模、有組織地竊取外國智慧財產權、商業機密和先進技術，加速產業升級並實現技術領域的彎道超車。從航空航天、人工智慧、半導體到生物醫藥等戰略性產業，都是其重點竊取目標。這些被竊取的技術為中國節省了數十億美元研發成本和數十年研發時間，使其在國際市場上獲得不公平競爭優勢。
軍事現代化驅動：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快速現代化很大程度上依賴對外國軍事技術的吸收借鑒。透過間諜活動獲取西方先進武器系統的設計圖紙、性能數據、作戰理論和訓練方法，使中國能夠更快、更低成本地開發先進武器平台，並深入了解潛在對手的軍事能力與弱點。
政治影響力擴張： 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政治滲透和影響力操作，包括對外國政府官員、智庫學者、媒體記者和學術界的滲透拉攏，以影響政策制定、塑造有利輿論環境，並消除對中國不利的聲音。透過收集政治情報，更好地理解各國政治生態和決策機制。
戰略預置能力建立： 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滲透不僅為了當前情報蒐集，更在於為未來潛在衝突預置破壞能力。這種「數位戰爭」準備工作已成為中共軍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可在戰時或危機時刻對敵對國家關鍵設施進行精確打擊。
多樣化作戰手段的融合運用
中共間諜活動手段呈現高度多樣化和不斷演進的特徵：
網路間諜主導： 擁有眾多國家支持的高級持續性威脅（APT）組織，如APT1、APT10、APT41、Salt Typhoon、Volt Typhoon等，利用網路釣魚、惡意軟體、零日漏洞、供應鏈攻擊等先進手段，對全球目標進行無差別攻擊。這些組織具備極高技術能力和隱蔽性，能長期潛伏在目標網絡中持續竊取數據。
人工情報網絡： 招募外國公民作為線人，利用留學生、訪問學者、商人、外交官等合法身份進行情報活動。往往利用目標個人的經濟困難、意識形態傾向、情感弱點或道德瑕疵進行策反，同時繼續使用「美人計」等傳統間諜手段。
技術情報獲取： 透過分析公開來源資料、逆向工程、直接竊取實體設備等方式獲取技術情報，包括在國際展覽會上對敏感設備進行分析，或透過各種管道獲取退役軍事裝備進行研究。
開放來源情報挖掘： 利用大數據分析、社群媒體監控、學術論文分析等手段，從公開資訊中提煉有價值的情報，透過海量公開資訊處理發現模式、識別目標、預測趨勢。
企業學術滲透： 透過對在華外國企業的強制技術轉讓、合資企業技術竊取，以及利用學術交流、科研合作、人才引進計畫等名義獲取敏感技術資訊。與中國政府有聯繫的科技公司也因潛在數據安全風險受到西方審查。
國際社會的覺醒與多維反制
全球威脅認知的形成
中共間諜活動的影響遠超澳洲，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日本、印度等眾多國家都曾公開指責中國進行大規模網路攻擊和間諜活動。美國司法部多次起訴與中共軍方或情報機構相關的駭客和間諜，英國軍情五處也發出公開警告，指出中共間諜威脅日益嚴重。這種全球性威脅認知的形成，為國際合作應對奠定了基礎。
多層次反制措施體系
面對嚴峻挑戰，國際社會正採取全方位應對措施：
情報合作強化： 「五眼聯盟」等情報共享機制在應對中國威脅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透過共享威脅情報、分析和最佳實踐提升集體防禦能力。AUKUS安全協議的簽署顯示了西方國家在軍事和情報領域加強合作的決心。
網路安全防禦升級： 各國政府和企業投入更多資源加強關鍵基礎設施網路安全防護，提高威脅檢測、預防和響應能力，包括建立國家級網路安全中心、推動行業標準和最佳實踐。
法律執法完善： 多國修訂相關法律以更好打擊外國干預和間諜活動，如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和澳洲《外國干預法》。透過司法手段對涉嫌間諜活動的個人和實體進行起訴制裁。
供應鏈重組推進： 為降低對中國技術和供應鏈依賴，減少潜在技術洩露風險，一些國家推動關鍵產業「去風險化」或供應鏈多元化，將生產線和關鍵技術轉移至更安全國家。
公眾意識提升： 透過公開警告和教育活動，提高政府、企業和公民對中國間諜活動的認識和防範意識，形成全社會共同防禦的態勢。
威脅演進趨勢 共同應對數位時代的安全挑戰
隨著技術發展和地緣政治競爭加劇，中共間諜活動預計將呈現以下趨勢：技術手段更加先進隱蔽，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等新技術的應用將使攻擊更加精準有效；攻擊目標更加多元化，從傳統政府軍事目標擴展到民間企業、學術機構、個人數據等；破壞能力更加系統化，從單點攻擊發展為跨領域、跨系統的協同破壞；影響操作更加精細化，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進行更精準的輿論操控和社會分化。
面對這些挑戰，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綜合應對框架：
技術層面： 發展零信任架構、量子加密、人工智慧威脅檢測等先進防禦技術，建立更加堅固的技術防線。
制度層面： 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加強國際合作框架，形成制度性保障。
社會層面： 提升全民網路安全意識，建立企業社會責任機制，培養網路安全專業人才，構建社會防禦體系。
國際層面： 深化盟友合作，建立共同標準，協調一致行動，維護國際網路空間秩序。
邁克·伯吉斯局長的警告清晰描繪了當代國際安全環境的嚴峻現實。這不僅是澳洲面臨的挑戰，更是全球民主國家共同面對的戰略威脅。中共在全球範圍內日益猖獗的間諜活動，代表著一種新型混合戰爭模式，模糊了和平與戰爭的界限，使國家安全面臨前所未有的複雜性。
面對這種挑戰，各國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不僅要加強技術防禦，更要提升全民國家安全意識。只有透過持續的國際合作、情報共享、協調行動，並不斷創新防禦策略，才能有效應對中共日益複雜激進的間諜活動威脅。
伯吉斯的警告不僅是澳洲的警鐘，更是全球自由民主國家團結一致、對抗威權主義擴張、維護自由開放國際秩序的共同號召。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數位時代，只有通過堅定意志、密切合作和持續創新，才能確保我們共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得到有效保護，維護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與繁榮。
當網路攻防與地緣政治、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緊密耦合時，任何單點脆弱都可能被放大為系統性風險。唯有在國家、產業、社會三個層面同時提升透明度、協作能力和韌性，並持續與盟友共享威脅情報與最佳實務，才能在這場無聲卻高強度的角力中，守住關鍵基礎設施與公眾信任的底線，確保自由民主制度在數位時代的可持續發展。